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重心——东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证师生生命安全,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从杭州撤离,一路西迁,从浙江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后经广西宜山,最终迁入贵州。在贵州青岩、遵义、湄潭、永兴等处办学,最终形成稳定布局:校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于遵义校本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分部;一年级设于永兴分部。竺可桢从1936年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全程组织学校西迁。从勘定校址、修建校舍、学生迁移到招生、考试、教学,再到处理教师矛盾、学生运动等繁杂事务,竺可桢校长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同时他把每日的工作、生活情况记录在日记中,日记内容充分展现了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长达7年的办学情况和教学特色。《竺可桢日记》记载的内容细致、全面,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校在遵义地区的教学秩序维护、师生生活与学习,还记录了师生们组织各类团体、学生通过游行等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的状况。竺可桢校长对科研事业尤为重视,日记中不仅有自己的读书笔记、学习心得,还记录了学校组织的科学讲座、“纪念周”、科学社年会等。《竺可桢日记》不仅展现了竺可桢校长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是浙江大学校史的具体体现。本文以《竺可桢日记》为主要依托材料,考察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办学历程。通过梳理日记内容,利用日记的原始性、隐秘性特征,完善具体的史实细节,弥补校史、地方志在史实叙述上的不足。《竺可桢日记》记录了国立浙江大学在战乱时期保存实力,由弱变强的整个过程,它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最有力的史料支撑。《竺可桢日记》丰富了校史,补充了校史,更是浙江大学校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