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结果和生活经历提示我们，个体对负性情绪的调节效果往往会受到文化因素和情绪强度水平的影响。如研究表明，在欧美文化背景下，表达抑制往往导致消极的情绪后果，而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表达抑制与积极有益的结果相联系。Shallcross等人研究表明在更高水平的生活压力而非低水平的生活压力下，接受策略与更低水平的抑郁症状相联系。Liverant等人的研究表明，表达抑制对于中高水平的抑郁心境的焦虑体验不再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本学位论文开展了两个研究分别考察如下两个问题:研究一探究了文化因素是否影响表达抑制和接受策略对状态抑郁的调节效果，研究假设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表达抑制是一种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中国被试而言表达抑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效果可能不亚于接受策略，甚至优于接受策略;研究二探究了情绪强度水平是否影响表达抑制和接受策略对状态抑郁的调节效果，研究假设对于较低强度的悲伤情绪的调节，表达抑制能有效降低主观情绪体验，接受策略则没有显著的调节效果;而对于较高强度水平的负性情绪的调节，接受策略能显著的降低悲伤情绪体验，而表达抑制策略不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果。　　研究一用挫折任务诱发了具有较高生态效度的状态抑郁。实验招募64名大学生，随机分到控制组、接受组、表达抑制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基线阶段(T1:基线水平)、任务阶段（T2:挫折诱发任务）、恢复阶段（T3:恢复情绪）。在三个阶段分别测量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和皮电活动水平。结果表明表达抑制有效降低了被试的主观抑郁体验和皮电活动水平，然而接受策略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果。　　在研究二中，采用经过标准化评定的灾难影片诱发状态抑郁下较低强度和较高强度的悲伤情绪。实验招募65名大学生，随机分到控制组、接受组、表达抑制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基线阶段（T1:基线水平）、任务阶段（T2:观看灾难影片）、恢复阶段（T3:恢复情绪）。在三个阶段分别测量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结果表明，在较低强度悲伤情绪的诱发条件下，表达抑制组相比控制组在观影后悲伤情绪评分更少的增加，而接受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较高强度悲伤情绪的诱发条件下，表达抑制组和接受组相比控制组在任务阶段悲伤情绪均有显著更少的增加。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与欧美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论相反，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表达抑制是一种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对状态抑郁的调节效果优于接受策略。研究二的结果表明，表达抑制对较低强度水平和较高强度水平的悲伤情绪都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果;接受策略对较低强度的悲伤情绪没有显著的调节效果，但对较高强度的悲伤情绪有显著的调节效果。综上，本研究表明，在理解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时，文化价值观和负性情绪的强度水平可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