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丹砂这一“圣物”切入,以贵州务川龙潭仡佬族为个案,从“业缘”这一特殊视角,围绕丹砂的社会生命及王朝、国家势力的渗透为线索,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丹砂在特定的地方所展呈的历史进程、变迁及再认知过程,以及丹砂在历史上如何勾连地方与中央及族群内外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而思考“业缘”在龙潭仡佬族生活中何以超越“亲缘、地缘、神缘”,成为其族群认同之内聚力,致使民族识别时也主要以“祖辈是否从事丹砂采掘”为依据来确定仡佬族族属。龙潭仡佬族与丹砂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殷商时期,仡佬族的祖先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广大地域。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紂时,濮人就与其他部族参加了牧野盟誓,并以丹砂敬献周武王。献丹者被封为宝王之后,并带领濮人在务川地区开荒辟草,以丹为业,繁衍生息。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及上层建筑对“贵生、长寿”的极度追求,大大刺激了龙潭地区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因丹砂的用途及价值大增,使龙潭仡佬族地区直接被卷入了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网络中,由此展开了以丹砂为中心的各项活动、人群、文化的相互碰撞。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互动方式、关系的建立以及文化的交融,使地方丹砂获得一种特殊生命力及意义价值的地方化表述。明清时期是当地丹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鼎盛时期,丹砂巨大的经济价值将龙潭仡佬族及其社会带入一个更大范围的人文和经济关系网络中,促进了龙潭地区加速进入王朝直接统治的架构及族际关系的建构中。同时,丹砂经济促进了龙潭邑聚的形成,改变了龙潭仡佬族传统的观念意识,这具体体现在龙潭仡佬族对丹砂资源的控制及身份认同的文化表述方面。为此,文章先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变迁等视角加以诠释,从中揭示出王朝介入的背后动因及复杂共存的关系网络,以及地方社会在此作用下所展现出的适应性策略。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受帝国主义入侵、“易货还款”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加强对丹砂资源的管控,沉重打击了龙潭仡佬族丹砂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丹砂的神秘光环也被人们日益增强的认知逐渐消解,昔日繁盛的龙潭丹业江河日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丹砂资源逐步收归国有,大多数龙潭仡佬族人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依托,返土归耕,发展农业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视,对重度污染环境的汞矿资源实施政策性关闭。至此,龙潭仡佬族的丹业时代宣告结束。综上可见,随着历史更迭及现代经济的冲击,丹业逐渐由盛转衰,龙潭仡佬族人们对丹砂文化的记忆亦渐行渐远,族群凝聚力日渐涣散。为了实现族群的生存和延续,地方政府、宗族精英、民间大众试图借助旅游情境的反馈,对已逝去的文化传统进行追溯性复原和展演,试图唤醒族人的危机感、归属感和族群认同感。笔者在梳理经典族群认同理论,剖析影响族群凝聚力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田野实践发现,人们大多以“亲缘--地缘--神缘”等关系凝聚在一起,以历史、记忆、宗教、文化等的延续形成共同体。此外,笔者发现还有一种以“业缘”而聚的群体,如龙潭仡佬族。他们主要以“业缘”作为其族群凝聚和汇合的基础,成为该民族识别的标志,甚至成为区分龙潭仡佬族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因此,本研究为族群边界理论的拓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