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是一个全球问题,人权意识的普及加速了人们追求平等的脚步,反对各种形式的虐待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虽然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就是刑法对虐待行为的应对,但是这种规制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究其原因很多,虐待罪本身所存在的立法缺陷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将虐待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仅此就放纵了很多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立法只有“情节恶劣”的规定,并没有对“情节恶劣”做出解析和限定,这就在无形中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很多本应由刑法制裁的虐待行为被忽视甚至被默许,加之对虐待罪的加重结果的规定过于笼统,极易造成重罪轻罚,而且立法中对犯罪主体的规定过于狭隘,使得立法供给与法益保护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无法解决目前社会中大量出现的“虐待行为”。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应当对我国的虐待罪进行一定的修改,扩大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至“具有监护、照料、教育、监管等职责之人”,将发生于这些特定关系人之间的虐待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中来,同时提高虐待罪的最低法定刑,使其与其他人身伤害等犯罪的法定刑持平,对虐待过程中出现的重结果明确适用其他刑罚,取消“告诉才处理”的规定,且为解决该罪的法定刑规定过于单调,可以增加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适用,以正确发挥刑法对社会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