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单纯增加要素投入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亟需通过优化供给侧的要素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探究要素错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寻找要素错配的成因、提供政策减轻要素错配的影响就成为亟需解决和完善的工作。基于此,本文构建模型核算了 1995-2014年全国各省份劳动力和资本错配程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要素错配的成因;探寻了要素错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从两条路径重点研究了要素错配、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以下发现:首先,各省份要素错配整体上呈现以金融危机为拐点的“U”型趋势;地区间比较,起初东部地区的要素错配程度最低,但金融危机后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且上升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2014年东部地区的要素错配程度超过中西部地区。整体上看,各省份工资差异前期较低,但增长趋势明显;与工资差异相比,产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贡献量更加突出。其次,政府干预、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性因素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信息交流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但金融危机后,结构性因素的凸显导致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非均衡发展提高了劳动力、资本的错配程度。再次,要素错配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以金融危机为界,有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4年劳动力、资本错配的叠加效应分别可以解释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省份间收入差距的19.4%、27.1%、10.4%、29.0%。与实际劳动报酬份额比较,要素错配并没有改变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趋势及“U”型结构,但明显降低了各省份的劳动报酬份额。复次,要素错配加剧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2014年由于要素错配的存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水平阻碍效应提高22.1%,且经济增长缺口提高4.7%。因此可见,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导致近年来中国各省份要素错配程度有拐头上升的趋势,不仅直接影响产出的增长,也恶化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提出矫正我国劳动力、资本要素错配的具体路径,为我国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