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