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老”的王蒙已进入耄耋之年, “青春、激情、革命、政治”等关键词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界对王蒙文学的统一说辞。但正是这样的“统一”揭示了中国文学评论界视野的单调贫乏,同时也限制了“王蒙”作为一种现象被人们多元认识的可能性。作为中国文学泰斗式人物的王蒙,拥有多重身份,文学家、批评家、政治家、文体家等等,既然一位专注于写作的作家能被赋予这么多的身份,自然有他存在的独特与复杂之处。每种身份信息都应该是评论家们研究的一个入口,而近年来,评论界似乎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人们过度关注于王蒙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了研究作品本身,对其小说结构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与王蒙对小说结构的重视呈现出一种悖逆的状态。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发现王蒙对结构的一些“有意为之”的动作,同时从微观角度阐释文本结构以及结构意义,从小说文本中发现“结构”,同时把结构的选择与作者、时代、文学环境、文本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力争发现隐藏在结构中的真正的文本意义以及思想感情。王蒙是一位狂热的作家,他的“狂热症”不只表现在他对语言的着迷上,结构的多变亦是其“症结”所在。以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方法为准则,本论文纵向上以时间顺序为主,将不同时期的文本结构做对比,横向上将文本结构与政治、文化在文人身上的投影进行串联分析,以此完成对王蒙小说结构的阐述。因此,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寻找结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王蒙小说的生长与磨练期。高唱着共产主义之歌的时代被火热的青春理想与浪漫激情充斥,“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改造时代,主宰命运的历史责任。这种少共情结让他结识了苏联的交响乐,启发了王蒙在创作时遇到的结构问题。交响乐式的复调结构为他打开了创作的大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在政治理想的鼓舞以及音乐复调式结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复调式结构提供的多声部演绎奏响了王蒙及他笔下“那一代人”的青春旋律。但是严苛沉重的现实打碎了这场沉浸在理想激情,欢欣鼓舞的宏大交响乐下的知识分子,梦开始坍塌,现实也不容忍文学在文革时代有任何的批判的声音,一场盛大的演奏落幕,而另一场诡谲的噩梦开始了。“三突出”的原则统一了整个文学界,王蒙刚刚建立起的文学结构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解构。1965年到1971年,王蒙自我放逐,开始了新疆十六年的生活,人人都噤声的时代里,王蒙“戴着镣铐跳舞”创作了《这边风景》。虽然这本尘封了四十年的书不久前才出版,已经经过了作者的修改,但是依然带有很深厚的文革痕迹。这部作品虽然在结构上有待商榷,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这部作品构成了王蒙的“中段”,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段”。五十到七十年代的王蒙,在文学上仍然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结构对于小说犹如承重梁柱对于一幢建筑一样重要,而王蒙对于结构的探索只是刚刚开始。第二部分：“结构内倾”。八十年代的文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稳定状态,旧的文学秩序刚刚被打断,而新的规范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西方文化的挑战,传统的复辟,文人的骚乱都在向新时期文学挑战。对文革的批判之声形成了一股主流,人们都在发出责难的声音,追究那段牛鬼蛇神的岁月,讨伐祸乱的制造者。王蒙的声音却是最独特的,他没有沉溺于诘难中,而是比他人多跨出一步,开始反思文革,审判人性。传统的叙事结构并不适用于情绪的抒发,多样灵活的心理结构叙事方法代替了青春时代的复调结构,这样的叙事方法让王蒙的小说最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讨论。王蒙摆脱了传统叙事方法,忽略情节的制造,以思想之流裹挟情节的碎片,肆意驰骋于时空与人物之间。他采用心理结构的叙事方法,瓦解了传统的情节、人物、时空,将意识流,内心情感,心理等纳入小说范畴,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领域,破坏了某种固定的传统叙事策略,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可以说,这才是王蒙小说结构艺术探索的真正意义和启示。第三部分：“结构综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是一个沉淀期,经过了八十年代透视历史刺痛的拷问以及文人伤痕记忆的愈合,九十年代就成了人们寻求反叛政治,不为政治所累的另一个新时期。文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让文学环境打破了禁锢文学很久的牢笼,走出文学的圈子,开始面向时代与市场。“失却了轰动效应”的文学再也无法回到原先的重要地位,迎来了一个多元、分散的时代。但是王蒙的探索并没有停滞,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作家。在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盛行的文学环境下,王蒙独处一隅,固执而坚定地坚持纯文学创作,在寂寞寥落的角落独舞,面向历史进行一个人的语言狂欢,结构狂欢。多年来积淀的情感与历史记忆需要出口喷发,简单的心理结构已无法装下作者心中太多翻山越海的情感,这样,综合性的多元结构就为王蒙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长篇的结构整合带来历史狂欢,来让现在的王蒙与历史中的王蒙对话,来让作者与人物对话,与读者对话,与时代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