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水资源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出路有两个：一是增加物质要素的投入，一是增加制度要素的投入。前者主要是指建设南水北调等供水调水工程，后者主要是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前者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即使是象南水北调这样浩大的工程，实际上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方主要城市和部分重点工业企业的用水紧缺局面，对解决北方广大农村的缺水问题则无能为力。水权制度才是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最终出路。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水权制度来实现水资源的市场配置，从而达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终极目标。 本文就以民法模式建构我国水权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约3万余字。 第一部分考查了我国的水资源概况。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由于水资源分配制度僵化，导致我国水资源利用率低，用水浪费现象严重。由此凸现了解决水资源问题的紧迫性。本部分还介绍了水的各种使用类型，并进而指出：由于水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水权类型繁多，立法不可能把水资源的每一种利用方式及其内容都规定为一种相应的水权，因此，水法应放弃对水权类型和内容的强制性规定，而代之以水权登记的程序性规定。这样，一方面可以保障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又为形成新的水权类型提供了开放性的法律架构。 第二部分分析了水权的概念、法律特征以及水权与土地所有权等相关权利之间的关系。笔者指出：水权是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新型用益物权，是一种准物权。这样定位的水权实际上是一项具有让与性的财产权，这就为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基础。水权的特征包括水权客体的特殊性，水权的排他性不具有绝对的对抗效力，水权因不行使而消灭，以及水权的具体内容必须按照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确定等。在当代，水权独立于土地所有权；一般情况下，行使水权无须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水权与相邻用水、排水关系、以及与地役权之间的关系，应优先适用水法来调整。 第三部分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水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三者的相同点是：水资源均属于国家所有；都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权从属于行政权力，都具有强烈的公法管制色彩;水必须作有效利用;水权一般有较长的有效期限;水权的消灭均强调公共利益方面的事由。三者也存在不少差异，如美国河岸权制度的主要精神是土地必须与水资源相邻，土地所有权人才能取得水权;优先占用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时先权先原则，即先申请者优先使用水资源。日本则通过多部法律对河川实行分级管理，并重视‘水权事务的地方自治.三者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对待水权交易的态度上。日本和台湾不存在水权的自由交易;只有美国对此采取了极为开放的态度，实行优先占用制度的西部各州存在多种水权移转方式，灵活而自由的水权交易有效地缓解了该地区因干旱而引起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第四部分简要介绍了我国现行水权制度。笔者指出，现行制度中，依自由占用制度和即时占用的均水制度取得的水权均不具有排他性的优先顺序，依取水许可制度和水量统一调度制度取得的水权也只具有有限的优先权，而且后者适用范围有限。现行水权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水权不能转让，」老使得水权无法充分发挥其使用上的潜能，而且取水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仅为5年以下，对水权人极为不利，这些都亚待修正。 第五部分提出了以民法模式建构我国水权制度的初步设想.其一是重构水权优先权制度，即在流域层次上按干旱地区和丰水地区分别逐级建立水权优先权系统，而且确立一个固定取水量的优先初顿序.这样，水权的初始配置基本完成，水权成为走研q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权，可以进入市场，由市场对其重新配置。此后，再分别依用水目的、申请时间先后以及特殊规则来协调各个水权之间的效力冲突。其二是开放水权交易。在现阶段可以把可转让的水权限定为取水权。水权转让与水的买卖不同，水权转让，转让人丧失水权;而在水的买卖中，出卖人丧失的是水的所有权，但不丧失其用水根据。转让合同本身即可完成移转水权的任务，无须再另行构造物树于为制度。应该对水权转让辅之以必要的限制，以防止交易可能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其三是完善水权的救济制度.在归责原则问题上，一般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在构成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至于责任方式，应包括物上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两种。在水事纠纷的处理上，水法似乎忽略了在不同地区发生纠纷、而受损害的一方政府怠于履行职责，不与另一方政府协商解决时的处理办法.笔者认为，此时，受损害地区的用水人既可对本地区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其一户2履行职责，在其水权是因另一地区政府的行政行为而受损的情况下，水权人还可以对该地区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胜诉后再对直接加害人提起民事诉讼。采用上述方案可使水权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