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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演变对于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对于出口结构的探讨重点也从最初的出口的数量,转向出口的质量。“出口复杂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用它来衡量出口的商品的技术含量,并且体现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的生产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为分析出口的结构、国际贸易、国家生产规划等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使中国有能力与美国并列为全球前二的经济体和贸易大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战略,在世界贸易舞台的出口份额快速提升。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引发世界关注,更引发美国单方面发动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成就瞩目,但是增长主要集中于出口规模而非出口质量。因此,从出口复杂度角度,研究其变化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对比研究中美两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对了解中美贸易结构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微观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出现为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深入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选取2000年至2016年150个国家的HS6位编码分类层面的5000多种产品的贸易的相关数据,使用Hausmann et al.(2007)的方法,构建了产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从而对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提升和中美的贸易结构对比进行研究,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世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说明了世界各国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出口质量的改进。具体说来,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增加,高科技创新型产品的生产开始转向欠发达国家,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伴随资源的更优配置、技术知识的转移,各国生产并出口的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倾向于出口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其次,世界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经济收入水平;三是技术的学习与积累,分为国内教育投入的自我学习,以及通过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的国外技术的学习;四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五是国内的政策环境等要素。同时发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复杂度改进具有异质性影响。对于OECD国家来说,“资源诅咒”这一理论并不明显,教育支出影响不显著,但是FDI能够促进复杂度增长;对于非OECD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禀赋对非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是一种限制,扩大教育投入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含量增长,但是FDI没有明显影响。对于高人力资本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进口、教育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参与全球化程度和制度无明显影响;对于中高人力资本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进口均有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控制腐败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参与全球化程度和教育支出无明显影响;对于中低人力资本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参与全球化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出口复杂度,但是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对于低人力资本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源诅咒”,并且只有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三,中美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发展特征显著不同。具体说来,中国和美国的出口复杂度都在波动中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美国始终高于中国,但是中国复杂度的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专利申请数量对两国出口复杂度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前两项对于中国的影响程度更深。“资源诅咒”对中国的影响程度也远远超过美国。
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贸易复杂度,不仅是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生产价值链的必然选择,而且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必须选择。为此,建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一是加速贸易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二是注重培养人才,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三是不断改进优化并落实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政策;四是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全球经济合作。总之,全面深入地研究出口贸易复杂度变化及其形成的原因,对持续推动中国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使中国有能力与美国并列为全球前二的经济体和贸易大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战略,在世界贸易舞台的出口份额快速提升。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引发世界关注,更引发美国单方面发动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成就瞩目,但是增长主要集中于出口规模而非出口质量。因此,从出口复杂度角度,研究其变化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对比研究中美两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对了解中美贸易结构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微观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出现为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深入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选取2000年至2016年150个国家的HS6位编码分类层面的5000多种产品的贸易的相关数据,使用Hausmann et al.(2007)的方法,构建了产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从而对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提升和中美的贸易结构对比进行研究,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世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说明了世界各国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出口质量的改进。具体说来,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增加,高科技创新型产品的生产开始转向欠发达国家,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伴随资源的更优配置、技术知识的转移,各国生产并出口的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倾向于出口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其次,世界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经济收入水平;三是技术的学习与积累,分为国内教育投入的自我学习,以及通过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的国外技术的学习;四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五是国内的政策环境等要素。同时发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复杂度改进具有异质性影响。对于OECD国家来说,“资源诅咒”这一理论并不明显,教育支出影响不显著,但是FDI能够促进复杂度增长;对于非OECD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禀赋对非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是一种限制,扩大教育投入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含量增长,但是FDI没有明显影响。对于高人力资本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进口、教育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参与全球化程度和制度无明显影响;对于中高人力资本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进口均有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控制腐败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参与全球化程度和教育支出无明显影响;对于中低人力资本国家来说,存在“资源诅咒”,收入水平、参与全球化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出口复杂度,但是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对于低人力资本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源诅咒”,并且只有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三,中美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发展特征显著不同。具体说来,中国和美国的出口复杂度都在波动中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美国始终高于中国,但是中国复杂度的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专利申请数量对两国出口复杂度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前两项对于中国的影响程度更深。“资源诅咒”对中国的影响程度也远远超过美国。
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贸易复杂度,不仅是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生产价值链的必然选择,而且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必须选择。为此,建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一是加速贸易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二是注重培养人才,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三是不断改进优化并落实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政策;四是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全球经济合作。总之,全面深入地研究出口贸易复杂度变化及其形成的原因,对持续推动中国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