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随着课程权力逐渐下移,大学课程决策开始遭遇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力量的挟裹,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课程决策”,是指课程决策主体遭遇相应的问题情境时,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对课程的有关问题作出一系列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为何要决策(决策原因)?决策什么(决策内容)?谁决策(决策主体)?怎样决策(决策过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构成课程决策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脉络。决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一定背景下问题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压缩饼干”式的跨越过程中,地方性大学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众多的问题。从时间、空间、体制、观念等不同维度的观察发现,H大学经过十余年全力扩张式的本科教育后,办学规模已趋稳定,亟需提升内涵；只有坚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才是生存之道；作为一个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单位”,浸淫在浓厚的改革意识形态中。持续不断地改革,不仅被认为是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秘诀,更成为特定场域中决策者的群体惯习。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家仍然通过多种策略保持对大学课程的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嵌入”；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规范的制约；其他公共课程的规定；教学评估和建设项目的导引。同时,地方性大学也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决策中竭力展现自己的自主性。正是在权力的透镜下,决策主体才得以显现与“定格”,他们是决定大学课程的“少数人”,形成了从核心层、参与层到影响层权力逐渐递减的层级结构。在横向上,决策权力偏向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不足；在纵向上,决策权力集中在上层,普通教师和管理人员权力缺乏。大学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课程决策主体必将走向多元化,以实现权力的均衡,让教师、学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课程决策的触发机制、程序设置,厘清决策过程中的权力与关系机制,有望撬动课程决策的“黑箱”,更好地解释各类行动者的行动策略。而镜像政治分析视角给课程决策的“陷阱”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给我们以宝贵的启迪。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大批的“现代人”,“现代人”的培养离不开大学课程的现代化,最终也离不开课程决策的现代化。我们行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