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天皇权威,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建立了所谓的国家神道。在国家神道的思想影响下,近代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将建立神社视为宣扬“皇国”国威的伟大事业,在东亚、南亚、东南亚乃至美洲建立了大量神社,在华神社就在这一背景下兴起。近代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日本侨民陆续来到中国,神社也在中国遍地开花。日本全面侵华前,在华神社因日侨聚居而建立,神社又通过祈福与祭典满足了侨民的精神需求。但这一时期国家意志也渗透了在华神社,日本当局利用传统的招魂慰灵观念宣扬军国思想,为后来神社性质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将在华神社视为动员侨民的思想工具,神社开始适应战争需求。日本军政当局迅速确定在华神社方针,明确神社应当与中国社会相融合,并积极培养在华神社的神职,为进一步扩大在华神社的规模做准备。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神社方针的集中体现就是北京神社,北京神社的建立过程表明在华神社正在向侵略性质转变。1940年后日本的国内外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在华神社的发展方向为扩大化、“中国化”和“合法化”。其中神社的“中国化”尤其受到重视,日本神道学者小笠原省三提出“中山庙”构想,妄图利用“中国化”的神社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同时,日本当局在华北建立皇典讲究所华北总署,希望借由神道组织强化神道在中国的影响力。神社最终沦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精神武器,为日本长期统治中国而服务。在华神社最早是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下由日侨所建立,在日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本国家意志对神社的逐渐渗透,导致全面侵华后神社迅速转变性质,沦为侵略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在华神社并进行拆除或改建,神社在中国逐渐消失。但现代日本却仍有部分神道学者号召“复兴”海外神社乃至国家神道,成为动摇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