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问题和环境问题,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谈判更是政治和外交问题,斗争的实质是抢夺未来在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维护发展权的政治斗争。面临着经济增长的能源和环境约束越发强化的发展中国家,急需明确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和环境差距,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探索《京都议定书》各缔约国的经济与环境发展水平,试图为决策者制定更加科学的环境政策及减排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作为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驱理论,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研究。但已有文献多是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检验,显有文章涉及其内在机理的揭示。因此本文采用能够体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和污染物的生产过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利用5BM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出40个《京都议定书》缔约国1995-200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变动趋势,然后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拟合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分别对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效率变化以及环境技术变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挖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内在驱动因素,并对比分析《京都议定书》中附件1国家和附件2国家绿色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发现,《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U型”。我们有理由相信附件2国家正在追赶附件1国家的发展路径,随着经济的增长,附件1国家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继续分解后,本文发现两组国家的环境效率值均存在一个强烈的收敛信号,这暗示附件2国家的环境效率要想追赶上附件1国家存在很大的难度。然而,中国的数据表现出强劲的追赶势头,明显逐步缩小了与附件1国家的差距。总体来说,我们观察到收入水平越高,环境效率也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应用了更为先进的环保技术或者与环境管理有关。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前段,环境效率变化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大于环境技术变化对其的影响,而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段,环境技术变化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大于环境效率变化对其的影响。因此,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位置,调整国家政策和企业战略,促进各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