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随着地区间发展差距的逐渐拉大,异地城市化使资源和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加快。为了和城市接轨,农村地区传统乡土社会赖以生存的禀赋受到冲击并加速货币化,女性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使农村地区男性青年结婚难和结婚贵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本文尝试从农村男青年的学历入手去解释农村的婚姻消费问题,学历代表的是其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体现的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能力。而农村地区高彩礼盛行正是对男青年低学历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的价值补偿。但是,继续接受教育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又促使很多农村父母和青少年出于规避风险而自觉的的走上低学历外出打工以应对高额婚姻消费的路径。因此,验证农村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青年是否显著的增加婚姻消费对理解农村地区盛行的高彩礼以及低学历的行为选择模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北京大学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以上理论假设。通过构造一个基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学历门槛的二值虚拟变量,通过实证回归分析发现,相比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受过高等教育显著的提高了农村男性结婚青年所在家庭的总支出,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通过放松解释变量的学历范围后发现,降低到高中学历后,婚姻消费对学历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降低,说明学历降低以后对婚姻消费的作用开始降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受过高等教育拉高其婚姻消费的结论的稳健性。为了进一步探讨学历因素与婚姻消费关系,本文又构造了教育等级变量。回归后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婚姻消费支出越高,这一结果扩大了本文结论的解释边界。本文证实了农村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男青年结婚支出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应提高。这种基于城乡二元制下的支出增量与农村青少年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对农村地区的父母和青少年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低学历外出打工的路径也严重影响其在未来农村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尤其是会形成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相互替代的恶性循环,进而加剧农村高彩礼、结婚难等现象。根据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农村地区的高彩礼盛行本质上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出于对新婚男青年低学历,低人力资本的担忧和补偿,提高农村落后地区的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摆脱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和被迫提供的高彩礼溢价。而农村地区的低学历选择的现实原因是农民出于对教育投资后巨大衍生花费以及最终回报不确定性的担忧,比如升学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就业的不确定性。所以,政府和社会应该着力减少教育投资的不确定性,完善努力多层级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体系,政府、学校、社会和企业共同搭建更好的就业服务平台,切实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和收入状况,让农民切实看到读书上学的好处,才能真正的引导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