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建立一个让金融产品或服务惠及社会所有阶层(尤其是贫困、弱势群体)的包容性金融体系,帮助那些难以从传统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低收入人群脱离贫困。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始终难以摆脱贫困的阴影,也很难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与信贷支持。因此,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在农村地区放宽准入资本政策,允许境内外的产业资本、银行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各类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这些在农村地区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填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缺口的同时,却由于各种原因,普遍存在着服务对象高端化、服务广度不够、服务质量下降、服务范围缩小等突出问题,出现了使命漂移,严重违背了国家的政策初衷,扩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从普惠金融视角研究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使命漂移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全面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普惠属性以及使命漂移的内涵与表现特点;其次,选取能够衡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使命漂移的四个维度、十二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衡量使命漂移的指标体系,确定各维度和指标的综合权重,并从中挑选出能够最优衡量使命漂移的三个指标,利用百分比平均法综合计算出使命漂移比率(Mission Drift Ratio),在此基础上,运用使命漂移指标体系对佛山顺银村镇银行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它的使命漂移问题;再次,基于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探讨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走向正规化、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使命漂移的生成机制以及负面影响;最后,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在防范使命漂移方面丰富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小额信贷商业化过程中的教训,提出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使命漂移的化解路径与防范对策,具体的防范对策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更加明确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社会使命;强化财政税收支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覆盖能力;建立社会绩效管理体系,定期追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使命的实现效果;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管理方式创新等。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在普惠金融视阈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投资主体、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都体现出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的普惠属性。(2)衡量使命漂移的指标体系涵盖了覆盖深度、覆盖广度、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质量四个维度,其中覆盖深度、覆盖广度在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分别为40.98%、34.99%,合计权重超过了75%,能够很好的度量使命漂移。而在对四个维度下的具体指标进行分解后发现,在所有指标中,平均贷款规模、贫困客户占比和客户平均月收入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综合权重较高,分别为22.53%、21.87%和9.84%。因此,在衡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使命漂移时,这三个指标更具有代表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百分比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直接度量使命漂移的综合比率,使命漂移比率的值介于0-1之间,使命漂移比率的数值越接近于0,表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更注重其社会使命,发生使命漂移的可能性越低;使命漂移比率的数值越接近于1,表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使命漂移越严重。此外,本文在对佛山顺银村镇银行进行案例分析时发现,顺银村镇银行在贷款行业及贷款客户选择上已经出现偏离农林牧渔业的现象,使命漂移的迹象已经显现。(3)在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实际经营者和原始出资人(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目标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使命漂移的出现,并且使命漂移的程度取决于股东的监督成本率k和经营者的惩罚支付率?的比值,比值越大,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选择贫困客户的概率越小,使命漂移越严重;而在走向商业化过程中,由于外部存在与其他组织的竞争,内部有盈利动机及扩大规模引进投资者的需要,一些对客户风险识别能力较低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获得逐利投资者的资金支持,通过降低贷款组合中小额贷款的比例,甚至完全放弃发放小额贷款,而选择发放大额贷款给那些富裕的客户,出现了严重的使命漂移。而那些对客户风险识别能力较好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由于面临其他组织的竞争压力,也会部分降低贷款组合中小额贷款的比例,出现一定程度的使命漂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审视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坚持为农村地区贫困人群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普惠属性;(2)从研究对象来看,区别于已有对微型金融机构使命漂移的研究,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整体纳入到研究对象中;(3)从研究内容来看,构建了衡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使命漂移的指标体系,并借鉴博弈论的研究框架研究了使命漂移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