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综合运用法学理论,采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有关非法行医方面的法律问题。 首先就非法行医罪构成特征中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就非法行医罪存在争议较大、问题较多的主体及其相关问题着重进行了阐述。关于客体问题,有学者认为,非法行医罪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国家医疗管理秩序。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医疗机构及医疗执业人员的管理秩序和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笔者认为非法行医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关于客观方面,笔者就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最重要的内容即非法行医行为进行了论述,并就如何把握情节严重进行了分析、列举。关于主体问题,就是否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标准论述了笔者的观点,认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即拥有“医生职业资格”;就医生职业资格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论述;对与主体相关的一些问题: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单位能否构成本罪主体;在具有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业务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超出执业地点、类别或范围行医的、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人,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服务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采取联营、挂靠、承包等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医疗机构在职人员兼职担任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人员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主体以及外国人在华行医资格的认定分别进行了讨论。 其次,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诸如医疗事故罪、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等与非法行医罪近似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的比较入手,对如何区分作了阐述。 再次,论述了非法行医罪牵涉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即非法行医罪与被害人承诺,笔者认为,非法行医行为并不能因为个别患者的承诺而排除其社会危害性,这是非法行医罪不因患者承诺而阻却犯罪的根本原因。 最后,就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量刑的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即非法行医不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情况下的量刑进行了讨论。笔者认为,非法行医罪中的致人死亡,应当是指非法行医直接导致他人生命的剥夺,即非法行医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