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之滥觞可溯及19世纪中后期，既有的实践大致皇现出两种相分异的研究取向——审美艺术还原和社会文化还原：前者承续文化人类学早期学派的古典进化论学术范式，运用民族志所提供的有关“原始民族”艺术活动及活动者行为的资料，构拟艺术或审美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早期艺术演进历史，并对审美多样性与一致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加以论辩；后者则对非西方文化系统中的艺术予以关注，将其置入特定族群的社会文化和具体场景之中进行观察与描述，作为阐释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的一个视角或一类事象进行解读。尽管此类关于艺术的言说基本集中于艺术品，但实际上，在人类学“整体观”照耀下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艺术行为或艺术相关行为——以其为艺术解读的资料依据和切入视角。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观念性”与“实体性”内涵复合的艺术概念的认知局限，学界不但忽略了对艺术的实践性因素的关注，而且以行为为研究介质及切入角度的方法也未能得到自觉反思。 艺术人类学尽管有着并不见短的学术渊源和实践传统，但其学科化却长期被延宕。因为“艺术”的界定本身就是个难以做答的未决论题，致使艺术人类学几乎无法因循类似于其他文化人类学交叉学科那样——以研究对象本体学科理论和人类学田野实证方法相补益而创新知识——的路径来获得学科自律的地位。故此，可供施展作为的可能的向度之一就是寻求一种具有相对特化意义的、切合研究对象质性特征的具体研究方法及路径，而学术研究史实于此提示了一种流贯其中的“从行为切入”的实践路数。 关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是进行研究方法路径建构的必要基础。既往的学术实践表明学科研究的对象往往是被建构使然，因而，对于艺术人类学对象的认定，亦可脱开“本质定义”的惯常做法，采取一种建构学科对象的言说立场。在现象学方法理论指导下，我们主张蔽除让人类学研究者尴尬的关于“艺术”的种种本质界说，从学术实践中确定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贯通研究者和对象间的传统“二元”分立关系，给予意识能动性以充分的强调。这样，通过意向构造，作为学科对象的“艺术”最终呈现为意识活动建构物。 “艺术”作为意识构造物，就被当然地置于关系之中，消解了其可与相应文化语境相分离的幻想，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和使之得以创造出来的艺术行为理应进入研究视野。在对艺术与艺术行为之事实关联的重审下，艺术的质性特征或可表述为：围绕艺术作品的呈现而采取的行为的过程。切合于这一认识，行为研究的必要性得以彰显；同时，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对行为的关注，也为行为研究在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辩护。因而，通过对与艺术相关的行为的解读，力图获得对艺术问题的“一种”认知，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适宜的方法抉择。 艺术人类学研究始于对特定艺术活动所展开的具体情境信息的掌握，进而通过对艺术活动的相关行为的研究剖析，揭示该艺术活动对其文化语境的具体索引性以及其文化语境对艺术活动的限制意义，从而以尽可能地呈现该艺术活动的“地方性”意义为契机，展开对艺术与个人、社会、文化之间多种关联的探讨。对应于从“行为”切入而解读艺术问题的理论主张，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得出4个关于艺术的行为研究的主要评价论说范畴： “艺术体认”：即行为主体面对艺术作品产生的观念反应外化行为。其以艺术作品的感性因素与体认主体/接受者内在经验的多向度联结为心理基础，指向艺术内涵赋义的立场、姿态及路径，其行为可帮助解释艺术理解如何可能。 “场景定义”：即特定行为主体(包括研究者/艺术活动行为主体/鉴赏者)对某艺术活动的时空展开的惯常情景要求或对情景类型的认定。依据艺术行为展开的具体语境，我们可大致区分为三种场景类型：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中的、为展演的。行为主体往往倾向于在对场景类型的认定基础上，评估、权衡自身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并采取最适合的行为路线。 “角色建构”：指艺术活动的行为主体对其在活动中的角色要求的自我想象，以及据此进行的实践把握。此“角色”应理解为“我”在特定场景中展开艺术实践的相关观念、行为所呈现出的一种“现场自我”面貌。主观意识中与具体实践的占位关系及其区别意义相联系的“身份感”和“自我”“身体意识”外化的行为姿态，共同对艺术行为的具体实践情况产生着影响。 “压力疏导”：指行为主体为释缓在艺术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压力——包括内心的及外界施加的——而采取的调适行为。艺术实践中充斥着来自各种向度的压力，而实践主体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某些行为措施来加以缓冲，在此过程中实际地对“艺术”产生着形式的、内容的或结构的等等方面的影响。惯常谈论的艺术活动中的“即兴”、“互动”，以及当前备受关注的“艺术界”与具体地方艺术的关系等论题，都可以纳入这一概念的观照范围。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因为人类的行为最为可感知与易把握，所以，对社会文化行为的描述与研究是作为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的传统关注内容，而艺术人类学的行为研究旨趣亦与其相一致。反思人类学之后的民族志实践，在一种对“人观”的趋近姿态中，开始从描述外化的社会文化行为转向透过外在社会文化行为而及研究对象情感体验内容的探问，由此推动对文化特性或文化间差异的深层理解，艺术行为研究也因而获得了其对民族志方法加以征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基于民族志具有的“文体”和“方法”的双重内涵，对艺术行为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内容。“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分别以“整体观”和“行为主体眼界”为基本原则和认知立场，标举“观察一体验”的实践理念以及“当下”地“共域在场”的具体研究方法。至于“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因为实践过程中对“整体性”的别样认识及对“体验”内容的强调，使其与传统民族志结构模式处于不相适应的境地，所以艺术民族志写作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