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与减免是中国古代刑罚减免制度中互有重合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时，赦与减免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完备和发展。一方面，两汉时期经过对秦亡教训的反思，和“以经治国”统治思想的采用，并因为赦本身所具有的缓和社会矛盾，调节司法，保护人才等现实功能的作用，使得赦的使用在这一时期异常兴盛，并逐步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形成了专擅、随意和“乱时赦多，盛时赦少”等特点，进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秦汉时期对既往经验的总结以及汉时“尚德厌刑”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当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者们已经能够针对特定人群、特定情节与特定情况作出相应的减免规定与决定，从而使得秦汉律法中的减免体系得到完备，并导致自杀免罪，替代免刑等若干免罪司法司惯的出现，这其中既体现了秦汉立法与司法行为所具有的阶级本质特点，又反映出其所包含的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与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