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双重转型发展,社会矛盾冲突持续走强,风险社会图景进一步深化。关于风险和风险社会,西方有文化主义、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不同研究取向,本文采取制度主义的研究取向,主要整理自率先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贝克和吉登斯的观点,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同时具备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的概念。在社会的发展中,早期现代性的反思解决了传统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风险,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这些新的风险不断积压又形成了晚期现代性的种种特征。在2010年以后,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快速普及、发展,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控制力日渐式微,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沟通力进一步加强。新旧媒体转型发展,体现出媒介化风险社会种种表征。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风险不仅仅产生于社会事件,也产生于媒体传播的过程中。媒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传统风险传播的渠道,也是谣言风险产生的源头,同时也是释疑解惑,消除不确定性,化解风险的舆论利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文拟结合拆迁案例来逐步分析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现状,指出问题,提出化解思路。在社会各类风险问题中,涉及普通老百姓“一生最大的财产”——房屋拆迁带来的风险和危机特别被全社会所关注。在研究拆迁风险过程中,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了解拆迁工作从业人员、拆迁居民和社会公众对拆迁风险的认识和理解；采取文本分析法,梳理总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对于拆迁风险的媒体呈现、传播过程和舆论影响；采取个案研究法,回顾一个拆迁居民8年信访史了解政府处置拆迁风险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拆迁风险在新媒体条件下的发展新特点。并结合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参照对比的方法,研究、分析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在我国拆迁风险各个阶段的定位和作用。经过上述研究分析,绘制出我国拆迁风险中“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的研究框架,并针对政府-公众,政府-媒体,媒体-公众三对两两关系展开深入剖析,尤其是媒体在拆迁风险形成、发展、爆发、消解等各个阶段的不同存在价值和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探索媒体参与化解拆迁风险的思路。就传统媒体而言,应对好拆迁风险等突出社会风险,是针对新兴媒体的“短、平、快”而提出的“深、远、广”的应对策略,打好影响力之战,是谋求自身转型生存、发展,也是化解我国风险社会的必由之路。新兴媒体则应体现触角深入基层、草根媒体特色,发挥好在风险监测、认知和引导上的独到作用,并进一步加强规范,为风险化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