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的日常公司运营治理中,关于公司的日常经营、重大决策管理权与股东对公司所享有的所有权的分离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公司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公司高管所作出的判断与决策是否正确、符合实际情况,直接关系着公司股东们的未来收益能否兑现。公司董事、高管与公司股东的关系十分微妙,双方既是利益的共同体,同时也有着关于公司日常运营时的权力的冲突。关于董事的勤勉义务,在我国的《公司法》第148条中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应当承担的勤勉义务在其他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着相类似的观点的表述,被其所在国的司法系统所认可。所以,如何避免公司的董监高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受到道德风险的影响还能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经营决策权,同时既能在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权与公司的所有权有所分离的情况下,保障股东实现其最大的利益,是商业判断规则存在的意义。但对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触犯了商业判断规则该如何处理等接下来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却没有相应的解决的办法。在我国,法律届考虑到了维持中小股东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的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平衡,也倾向于维护公司股东在公司日常运营中的合法权益,需对我国的公司法制度进行一定的移植与本土化修改,引进国外的商业判断规则。移植商业判断规则这一理论,一方面是依据商业判断规则在其他国家中的实践所得出的经验来判断出在我国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移植商业判断规则也契合于公司法的扩展性与法律的可移植性。本文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多个国家深入对比其商业判断规则的实际应用情况与理论发展现状。并与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运营情况相对比,作者认为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满足了公司、董监高等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实际需求。同时商业判断规则建立了一种董事是否尽到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极大的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诉讼处理的效率,对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以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者的对比分析会发现,我国在对商业判断规则的使用过程中,不能采取简单的“复制”“粘贴”的办法,更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我国要对商业判断规则进行法律移植,要进行整体完善,将相关制度确立明确具体的适用标准与判断依据,将各项制度完备以后再逐步将其以成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进度上,我们也不宜操之过急,而应该采取逐步的、渐进式的本土化策略,从立法位阶较低的审判指导意见开始,逐步完善,最终将商业判断规则纳入我国的现行法律体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