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