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细致分析“游鱼之乐”原典基础之上,参照历代学者对此命题的注解与观点,借助现代生态审美思维,将此古老的命题进行现代生态审美意蕴的阐释,并为西方近代美学的缺陷与当代生态审美的建设提供借鉴与理论资源。本文认为“游鱼之乐”作为《庄子》秋水篇的一则寓言,是庄子借“濠上论辩”的情境来向读者阐明在“以道观物”的视域下,生命主体实现了“和以天倪”的精神逍遥的自由体认。在这种精神体认的过程之中,庄子将自已的存在回归到最原始、最本源意义上的存在——自然体的存在,并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与濠上情境中的其他生命体进行了精神交互。这种将包括“游鱼”在内的濠上万物作为与人平等的生命体进行交流的精神体验,就是为近代西方艺术美学体系中所匮乏的生态审美。庄子的生态审美思维是建立在“生态存在论”的哲学信念基础之上的,庄子将人类的存在视为天地间的一种自然状态,以个体精神通向不为人类社会因素所局限、切分的自然万物作为精神真正自由的途径。生命主体的精神在情境中回归到人与自然万物本源意义上的冥合,实现具有生态意蕴的审美。濠上之辩包含了诸如审美共同感、审美触发机制、审美感受与言语交流等一系列审美问题。概言之,在濠上之辩中,惠子的疑虑在于作为不同生命体的庄子对水中游鱼的情感状态的把握何以可能。庄子的回答并未用清晰的语言正面回答此问题,而是将处于怀疑状态的惠子引向濠上的情境体验。庄子对惠子疑惑的点拨还需要结合庄子看待世界的一贯视域进行理解。庄子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不同于自身生命体的游鱼情感状态进行体验,源于其不拘于个体生命有限视域的“以道观物”的体认世界的方式。要体味到真正的逍遥意趣,需要从自身固有的纯粹理性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庄子要使惠子理解、感受到自身对于“游鱼之乐”的审美体验,最好的方式是为惠子进入到如同自已经验的审美体验提供一种切入契机,这种契机便是一种情境。情境的展现有多种方式,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手段,既然庄惠二人同游濠梁之上,两人都有感受到濠上游鱼怡然自得的审美机会,但是惠子没有像庄子一样有所察觉,即濠上的情境并未对惠子审美体验的生成起到触发作用。庄子在濠上这一激发自身审美体验的情境中,无法提供另外一种能够触发惠子审美体验的情境。因而,庄子只有借助语言手段将惠子在以固有的认知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时,所忽视的“濠上”这一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情境加以强调。庄子在濠上情境中能够实现对“游鱼之乐”的体认与把握,源自其“以道观物”的视域,而这种视域的哲学逻辑基础则是具备生态意蕴的“齐物论”。庄子秉持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信念,在这种对于世界观照的基本思维与态度引导之下,庄子才可能用“以道观物”的视域来体味“濠上游鱼”的情感状态,从而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物我融通。而这种“和以天倪”的精神体认方式,实质上是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物我融通。一贯采用“以道观物”视域和“齐物”思维方式的庄子,以情境对话的方式向惠子触发天地境界的“无言之美”的过程之中,体现出丰盈的生态审美意蕴。“濠上之辩”本身就存在于充满生态意蕴的自然情境之中。濠上情境所具备的生态意蕴之所以在庄子精神感受的视野中能够呈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庄子在潜意识中对于生命存在的认识与信念具备生态存在论的因素。庄子认识到并相信自身无时无刻不生存于自然情境之中,濠上是生命生存的自然情境的具象展现。濠上情境是庄子能够知“鱼之乐”的原始性触发情境,也是进行生态审美意蕴阐释的空间和基础。庄子对话的语言中也流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在生命主体不丧失感知独立性的前提下,庄子于濠上情境中实现了一种“物我冥合”的感知效果;为向惠子分享此种逍遥精神体悟,庄子借助了“言说”这一不得不选择的方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种感受的原初性、恰切性,庄子则强调“意在言外”,采用一种情境式的言说方式,将自身形象、自身思维、所处环境、对方思维冥合于寓言或隐喻之中,通过这种寓言或隐喻将生命主体于逍遥状态下的精神体验以“情境再现”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言说的方式否定了单向度的线性言说,从而将多维度视域、诸感官体验融于语言所营造的意象情境,是一种将“可言”之语言概念表现“不可言”之生态存在意识下的神与物游之态的智慧言说。庄子本身看待世界的视域,就有一种潜在的“生态视域”的境界。在这个视域之中,主体精神可自由地体验自然运化而生的天地万物,实现时空与境界双重意义上的逍遥。在这一逍遥的精神状态之中,生命主体并不因精神的自由体验,而具备类似于上帝看待万物的俯视视角;相反,生命主体正因为启身的精神逍遥、与天地相通,从而能体验自然运化之妙,感受自然天地的“不言之大美”,进而对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乃至无生命体持有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在“以道观物”的视域中所体现出的尊重一切生命体的态度、付诸生命主体的精神体验,便是生态审美意蕴之所在。在这种潜在的“生态视域”思维指导下,庄子善于“通物”,能够实现主体伺的互动与沟通。庄子“善于通物”是实现知“游鱼之乐”关键和前提。同处于濠上的情境之中,作为不同生命体的庄惠二子之所以对“游鱼之乐”有着不同的体认,归根结底在于二人的思维方式和视域范围存在差异。庄子之所以能知“游鱼之乐”,主要因为庄子“善于通物”。而这种善于通物,以今天生态审美的标准来看,则是符合将天地自然万物都看作有性情、有灵性的主体,能与人进行平等交流的标准。总之,在整个濠上情境中,乃至整部《庄子》的情境中,庄子在体认世界、进行精神体验时,都是以生命体弥合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来实现“和以天倪”的状态的。所谓的“和以天倪”即是:在生态存在的信念支撑下,生命主体秉持着尊重一切生命体的态度,借助“通物”的精神实践,个体生命精神得以融通于天地万物之间。在这一精神体验的过程中,生命主体的生态存在由一种相对静态的信念存在滋生为一种生命动态下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存在。以庄子濠上知鱼为代表的生态审美体验,也是在“和以天倪”的状态下得以触发、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