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喝咖啡”制度引入内地的,行政约谈最早于2002年出现在税收领域,之后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者们基于当前行政约谈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情况,对行政约谈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行政约谈制度属于行政法律行为说、行政事实行为说、行政契约说、行政指导说、行政协商说等范畴。同时,学界对行政约谈的性质、适用范围、困境以及解决对策仍然存在争论。基于学术研究的惯性,行政法学界多采取“行政行为形式论”的研究方法,执着于对行政约谈属性的探讨,各种学说的争论不绝于耳。鉴于“行政行为形式论”对行政约谈研究及制度建构的桎梏,行政约谈制度的研究需要打开新的视角,寻找新的研究范式。本文根据参加行政约谈的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分类研究,探究了各方行政约谈主体参与约谈的情况,并对各类行政约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约谈制度是面对复杂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无监管无隶属的行政主体之间平等协商沟通,化解行政冲突,旨在推进行政协同治理,提升政府的整体治理水平的一项制度。行政约谈制度能够减少无监管无隶属行政主体之间的冲突,利于化解社会公共危机,提高政府整体治理能力。本文以协同治理论、行政效率论和职责本位论为理论基础,对行政约谈实践和立法情况进行分析,指出行政约谈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行政约谈主体地位不平等、约谈适用范围过宽、行政合作文化缺失、约谈人员素质不高、约谈主体利益争夺、约谈激励机制缺乏、信息共享障碍以及行政约谈效果难保障,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