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电影在台湾地区电影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的电影史上，都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以往大陆学者虽对杨德昌电影进行的探索颇多，但大都着眼于其导演方面或以电影之名笼而统之或对某个作品研究，而对其从剧作角度研究薄弱。据统计，迄今为止大陆期刊上关于杨德昌电影的论文大约有20篇，而其中专门从剧作角度讨论其电影的论文只有1篇，而且这篇论文的研究只涉及其剧作的个别方面。至于台湾对杨德昌电影的研究，情况基本与内地类似。电影剧作是未来的影片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影片的成败。因而从剧作角度研究杨德昌电影无疑对于推动杨德昌电影研究的深入，进而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对大陆电影业很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华语电影今后的发展也极富启迪价值。　　 本文在阐述电影剧作的涵义、地位及其意义的基础上，对杨德昌电影从剧作角度作了历史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就研究方法来讲，即把杨德昌的电影创作放置在一个更为丰富广阔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以期探讨他的电影创作在整个台湾文化发展和电影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价值以及意义。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宏观上正如本文题目、引言与“结束语”所示，将杨德昌的电影与台湾“新电影”的产生及发展联系起来，微观上又比较多地运用对比的方法将杨德昌与前代电影创作者以及同代电影创作者加以对比分析。　　 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是杨德昌电影剧作的特色。“引言”部分论述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及其艺术风格与杨德昌电影的关系。并指出：作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杨德昌电影作品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可看作是“新电影”整体创作特征的有力例证。同时，提出了他的电影作品是否有支撑这些共性特征并带着鲜明杨氏印迹的、个性化的元素的问题。　　 按电影剧作的基本要素，本文正文分为六章，对杨德昌电影的上述问题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一章是题材。其题材以都市与人的关系为主，还有回顾自我和探索个体的成长的题材。　　 第二章是人物。其设置被动人物和主动人物；众多的群像式人物，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个体人物形象塑造上独具匠心：一是人物视点，二是人物的“死与生”；三是人物的身体寓意。　　 第三章是时间与环境。其环境设置独特：大量采用实景、外景；空间的叙事作用非常明显。同时，精心设计了时间。　　 第四章是结构与叙事。其结构复杂；叙事“绵密”：戏剧性不再是追求的主要内容；电影充满生活的细节。　　 第五章是台词的使用与声画关系。在台词的使用方面：运用包括方言在内的多语言混杂的台词；文本台词与潜文本台词。在声画关系方面：杨德昌相当注重声音与画面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声画关系拓展出新的视觉空间。他的手法是：声画结合；声画错位；声画对位；画外音。　　 第六章是风格样式：对写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写实主义与台湾“新电影”；二是对写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结束语”在分析台湾“新电影”走向没落，最后宣布终结的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杨德昌以及以他和侯孝贤等人为代表所引领的“新电影”运动的问题。指出：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新电影”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及影响力。可以说，国际影坛对台湾电影的认识与关注便是从“新电影”运动开始的。这其中便有杨德昌的贡献，他的多部作品获得国际大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新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而“新电影”后来的式微，正是因为一味地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却忽略了影片的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观赏性和商业性。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电影业首先必须做大，必须达到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够维持自身的良性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要把电影业做大，就必须首先发展并重点发展观赏性、娱乐性强的影片。最后指出：杨德昌的影片数量不多，但是作品本身却留给我们太多值得阐释的东西，他为台湾电影的新格局和新类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的只言片语就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艺术贡献而言显然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