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1822-1888)是维多利亚时期重要的诗人、批评家,英美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作为诗人,他和丁尼生、布朗宁被同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三位顶尖诗人”。尽管阿诺德的诗没有丁尼生和布朗宁他们有“想象力的意象”和“丰富的辞藻”,但他的诗后人读来更显“亲近”,亨利·詹姆斯则称他的诗歌有“现代性”。作为文学批评家,艾略特认为他们时代的文学评论基调主要是延续的阿诺德的评论,他的影响至今在英美文学界内仍然存在。作为“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阿诺德的思想至今读来仍有当代性。研究阿诺德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离不开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基于对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考察,通过对文献的阅读整合,以归纳的方法提炼出阿诺德提出的对其时代和在其时代下的现代人所缺失的批评精神及其意义。“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首次渗入维多利亚人的普遍意识并为之接受。工业革命后的十九世纪见证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科技发展,但工业文明也加剧了与精神文明的脱节。阿诺德提出了几乎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难题,即当一种旧传统已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之时,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无论阿诺德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都离不开对个人和社会在转型期的走向的思考。阿诺德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失去了传统社会的诗性。诗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其整体感：人与社会、人的内在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上帝的和谐统一。阿诺德从自身感受出发认为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内在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机器文明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带来了现代人的异化感和碎片感,理性的膨胀也更加使得那个时期的诗人失去内在自我同一性,从而难成为完整的诗人；同时,他发现后浪漫主义时期诗人在社会新秩序的重建中的无力感。回溯历史,他从古希腊高度文明中找到了与维多利亚社会的相似性即“现代性’他认为古希腊的诗人“完整稳定地看世界”,他们“超然无执”的批评的方法,使得“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成为可能,而希伯来精神主宰下的维多利亚社会盲目前进,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视野。阿诺德后期从诗歌创作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是他从内在自我对话的哈姆雷特式的苦闷中解脱出来的过程,以公允的批评精神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以和谐的内心追求“最优秀的自我”的过程。自然这一大主题在十九世纪诗人笔下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景观。生活在后华兹华斯时代的阿诺德,以一种“反华兹华斯”的姿态看待自然,因为十九世纪的自然已然无法提供给维多利亚人华兹华斯曾经从自然中所获取的慰藉和心灵的指引。在阿诺德笔下,自然对人类的漠然冷酷与人类徒然的劳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阿诺德与华兹华斯自然诗歌的对比分析从而对阿诺德的自然观进行阐释,这是国内该领域的首次研究。阿诺德选择学习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用人类的尊严面对自然。阿诺德对自然描写的新鲜笔触对现代读者来说则是感同身受,更加凸现其“现代性”和敏锐的感触。信仰危机是维多利亚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虽然宗教信仰复苏,信教人数激增,但教派分立；另一方面宗教的真实性不断受到科学观念的质疑。这种分裂状态与阿诺德所追求的秩序相背离。阿诺德对宗教的关注落脚于文学的道德性,并将其作为文学批评的首要范畴。但他推崇的不是说教式文学,而是在文学形式与内容之争中,以调和的姿态希冀达到“想象的理智”这一理想状态。阿诺德关于“文如其人”的批判方法确有失偏颇,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否则人们不会需要“文化英雄”这种道德范式。阿诺德的批判方法无论着眼于哪个方面均以调和中庸的方式以避免极端的对立,从而取得各方面和谐统一的秩序。他以“超然无执”为标尺,以“如实看清事物本相”为指向进行文学批评,他的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批评虽然理想化,但难于实践。此外,他提升国人尤其是“非利士人”的趣味,去其俗气,难逃为中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嫌。但是理想的信念足以推动社会的前进。通过大量阅读,笔者发现无论是阿诺德的同时代人,或是之后的艾略特、利维斯、奥登以至伊格尔顿等人对阿诺德的文学或文化批评的具体观点虽有所争论,但他们都一致推崇阿诺德的批评精神。阿诺德的文学批评通常定义模糊,看似无体系,但他将文学批评的精神推广到文化批评,他广阔的视野,中正的批评态度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勇气对于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所该扮演的角色具有指导性意义。尽管我们并非文化决定论者,但在公正的文化批评正日益被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的时代,我们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有可能在价值判断模糊或价值混乱的年代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鉴于当今社会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具有高度相似性,本文对阿诺德的思想虽仅是初步性研究,但相信阿诺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将对我们如何在社会转型期以阿诺德的批评精神学习应该怎样从被迫断裂的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的传统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