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行为一直是国外消费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各类商品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的估算,可以定量分析对消费行为造成影响的因素。同时,消费行为随消费者个体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已经是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典型化事实,区分不同群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差异可以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然而,由于微观数据的匮乏,国内关于消费行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对不同群体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成果更为鲜见。消费支出行为的理论研究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Keynes(1936)提出的绝对收入理论奠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而Duesenberry(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使理论研究产生了分歧。为了解释并调和两种理论之间的矛盾,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和Friedman(1957)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两种确定性消费理论及其相应的经验模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确定性消费理论逐渐发展并成熟,学者们发现消费支出行为还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由此提出了不确定性消费理论,包括随机游走消费理论、流动性约束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库存消费理论。消费结构的理论研究则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和相应经验模型的发展,恩格尔系统、线性支出系统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等模型被陆续提出并得到不断改进。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各种消费行为理论进行了检验。在消费支出方面,收入是消费支出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又从即期收入、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会在较长的时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跨期消费,因此,资产和年龄也是影响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在消费结构方面,消费总支出和各类商品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消费支出的经验研究表明收入和资产对消费支出产生影响,因此,这两个因素间接影响了消费结构。同时,许多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消费结构存在差异。由于收入、资产和年龄对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因个体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许多经验研究分别从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角度展开。上述的各种消费行为理论都是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应性检验。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属于投资拉动型,国民消费意愿不高,消费率过低等问题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许多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旨在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刺激消费的政策提供参考。由于数据的限制,对我国消费行为的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但个体消费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基于微观数据对不同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区分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更准确的定量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行为造成的影响,还能够使政府更具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政策,更有效的促进国内消费,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调查数据,在消费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建立带有家庭异质性的消费函数模型和消费需求系统模型,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影响不同群体消费行为的因素。首先,在整体上分析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一方面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在生命周期假说下建立消费函数经验模型,分析影响消费支出的各种因素,并给出这些影响因素在整体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分布上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随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暗示着政府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不仅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逐渐减少,尤其是中低消费群体。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老龄群体的扶植政策。另一方面,基于消费需求理论建立控制家庭异质性的系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支出、商品价格、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对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其中消费支出和商品价格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计算城镇居民对各类商品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结果表明食品、衣着和居住为必需品,而家庭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为奢侈品。当家庭消费支出与商品价格同步上升时,城镇居民家庭对食品和居住的消费量仍会增加,对其余类别商品的消费量则会减少,尤其是衣着、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因此,政府应该从生产者的角度降低商品成本从而降低商品价格,同时,控制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和出行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控制城镇居民的居住成本,避免最基本的居住消费给居民带来生活负担。其次,从收入角度分析不同群体的消费行为。先根据恩格尔方程和异方差检验方法,将城镇居民按照家庭收入分为四个收入群体。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在生命周期假说下建立基本的消费函数模型,同时将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加入模型中对消费函数模型做进一步改进,分析收入(即期收入、持久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最小且受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效应最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该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通过面向低收入群体实施增加就业岗位和加强再就业培训等政策解决就业问题,更能有效促进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另一方面,建立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个体年龄上升,医疗保健支出份额不断上升,教育娱乐支出份额不断下降,说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和中老年教育娱乐项目相对匮乏。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开发适合中老年的教育娱乐项目,使得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度过晚年。随着家庭收入上升,城镇居民除居住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呈上升趋势外,其他类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基本呈下降趋势,说明收入和价格变动对较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因此,政府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不仅可以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能够有效地刺激城镇居民消费,同时,要尽量控制生活基本必需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城镇居民偏好于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消费且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应通过降低税收和进行补贴等财政政策措施促使企业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以降低商品价格,进而达到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的政策目标。再次,按照家庭净资产将城镇居民分为不同资产群体,建立消费函数经验模型比较不同类别资产对不同资产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资产积累并不能有效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仍是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政府关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更有效的刺激消费需求增长。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收入弹性下降而资产弹性上升。因此,政府应该在保障低资产群体的家庭收入的同时,鼓励居民利用专业机构进入金融市场参与投资,并提供耐用消费品补贴和住房补贴等辅助政策帮助低资产家庭增加资产积累,以提高收入水平为主,加速资产积累为辅,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分不同资产类别进行研究发现,固定资产(主要是住房资产)所占比重较高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政府在防止房地产行业泡沫的同时也必须引导固定资产保值预期,否则可能会对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加快收入水平上升以提高居民积累资产的能力,既能发挥资产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又能实现收入对消费需求的有效拉动。另一方面,建立消费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不同资产群体的消费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支出、户主年龄和家庭成员组成对各类商品消费份额产生影响,随着家庭资产的上升,各类商品消费支出受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逐渐减弱,暗示着对于高资产群体来说,各类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其中,家庭用品及服务和教育娱乐对于各资产群体来说支出弹性均较高,暗示着这两类商品的消费需求对家庭消费支出反应较为敏感,政府应该确保家庭服务的劳动力供给,调整本地居民就业结构以保证服务的连续性,以满足城镇各资产群体随着家庭消费支出增长而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最后,建立年龄效应模型,采用半参数回归方法分析城镇居民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年龄分布呈倒U型,消费支出的年龄分布整体呈S型,储蓄率的年龄分布呈倒U型,青年和中年户主家庭收入的增长逐渐满足了家庭的消费需求,而在中老年时期有较高的储蓄能力和储蓄动机,消费和储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波动较大。因此,政府应该针对青年群体制定信贷消费政策,鼓励青年家庭进行提前性消费,既有利于终生收入的平滑,又能够改善青年家庭的福利水平,避免家庭在中年后期及老年时期产生较高储蓄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有助于个体或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上升,且不会产生高储蓄率,同时,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和储蓄率地区差异明显。因此,政府应该关注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完善教育体制,加大教育设施建设力度,着力提高个体受教育水平,既能有效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又能促进地区消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也不会造成储蓄率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建立消费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不同年龄群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年龄群体消费行为与其他群体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且对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程度最高。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值得政府给予更多关注,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制定医疗补贴政策,通过为老年个体提供定期检查或免费体检等便民服务降低高年龄家庭的生活负担,满足老年群体对医疗的基本需求。低年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为关注于教育娱乐消费,因此,政府应该着重减轻青年家庭的教育负担,规范各种辅助教育形式,抵制不合理教育费用的发生。本文得到的经验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不同群体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识别不同群体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的差异,对关注特殊群体需求状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刺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城镇居民生活福利水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