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台北人》叙述的是49年退居到台湾的大陆人的生活状态。作为名门之后的白先勇先生用其栩栩如生，感怀涕零的文字表述了一代经过历史洗涤之后的“台北人”的生活。虽然有一些学者试图翻译这本文学经典，但是这部20世纪的文学经典的英译版本中最为完整的就当属白先勇先生和叶佩霞女士的合译版本。这本译作在乔志高先生的指导下最终和广大读者见面。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本集结了三位学者心血的经典英译作品，很少有学者拿来进行文本分析。本文难以抗拒这本经典之作的吸引力，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切斯特曼2001年的作品《圣哲罗姆宣言》中提出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　　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其受到政治，文化，美学，诗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翻译理论家和学者都无法逃脱对等，忠实的束缚。单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已无法满足对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需求。此时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已成为必要，翻译的文化学派指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十分必要，然而在文化这条道路上似乎有学者走远了。这意味着翻译与伦理学或者说翻译和社会学的相结合成为不可逆转的研究趋势。自从20世纪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翻译与伦理学的相结合。然而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停留在对译者责任的考量上，更多的是从义务论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的五大伦理模式从多角度对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探究并且将对价值的思索引入对翻译伦理的思考。本文以《台北人》为语言素材对切丝特曼的这五大伦理模式进行讨论（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对《台北人》英译本的分析，一方面验证了用着这五大伦理模式来分析具体翻译实践尤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丰富了对切斯特曼翻译伦理和翻译规范伦理探究，其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更加清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台北人》的英译本为文本支持，作者发现这五大伦理内容上的重复以及这五大翻译伦理模式和之前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在文章结尾处本文特意区分了几对概念用于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五大伦理模式。其中有宏观翻译伦理和微观翻译伦理，协约式与功用式伦理理论以及伦理规范，社会规范，语言学规范。以期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