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A·波斯纳曾说,法律的一切最终都是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我国的法律对酒驾行为如何定性、如何解决,不仅关系到对酒驾行为本身的整治,更是涉及到对危及社会秩序的危险行为的治理。醉酒驾驶往往引发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随着交通事故高发率的出现,民众对自己生命财产安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担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醉酒驾驶者施加于刑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扼制住交通事故高发率的态势,保护自我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普遍认为对醉酒驾驶者处以交通肇事罪不足以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处罚太轻。处罚结果与醉酒驾驶者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的不相统一。正如有的驾驶者肇事后随口就说：“不就是赔钱吗?”这就是对法律最大的漠视。民众普遍希望加重对醉酒驾驶者的处罚力度。而现行法律对醉酒驾驶的处理多定性为交通肇事,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能体现公平正义,更不能预防和减少醉酒驾驶的行为。醉酒驾车行为使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威胁,危害公共安全；同时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及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法规醉酒驾车,主观上构成故意,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相关构成要件。因此为达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立足目前我国醉酒驾驶高发态势的实际情况,笔者就自己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重大事故以及我国有关醉酒驾车的相关法律进行的粗浅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和学术观点。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几起重特大醉酒驾车致人重伤和死亡的事件,对酒驾行为从心理到行为事实的辨析,是本文研究对酒驾行为刑罚化治理的线索；对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论辨析,是本文对酒驾行为纳入刑法范畴的依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对我国酒驾行为的事实描述,指出我们司法治理的不力和立法规制的缺陷。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对酒驾行为人的一般醉酒心理分析入手,进而对行为人法律意义上的主观心理的辨析,通过区分酒驾行为人主观自信过失和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指出醉酒驾车肇事者的主观心理剖析。基于第二部分的论述,本文着重在第三部分对不同主观心理和事实结果的酒驾行为如何定罪进行辨析,并在第四部分研讨在实践情形下对酒驾行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第五部分,笔者以国外对酒驾行为的治理经验及国内对酒驾行为司法规治的情况,进一步探索将酒驾行为的治理纳入刑法范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我们既然看到了酒驾肇事案件的严重的危害性,要给予严厉的制止刑罚的规定固然重要。但我们也要明确,治理这一类案件,特别是应注重在防范上。既要强调治理上的法治措施,包括行政、刑事措施,更要注意我们对全社会的关注、民情民意的表达,一种文明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遏制此类犯罪具有更大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