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文化精神，有如下三个层面的特性：一、建构起自然的原生态的世俗生活场景，重俗趣，尚平淡，表达对“生”的关注；二、将人格美定义为超功利性的率性自然的思想，体现了对“爱”的尊重与渴求；三、通过对意象隐喻，叙述视角，内在节奏的有意间隔，完成了对“生”与“爱”的诗意言说。一、生的意义——世俗的本真与活力1、乡民生活的浮世绘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的民间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性、器术技艺等投注了更多关注的目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场景是宽松变通、饱含生命元气的乡野。在这种风俗画环境中生存的人物也多是散淡自然。江南小寺中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和尚，可以在大雄宝殿上剁肉杀生，甚至可以如世俗之人一样偷情言欢、娶妻生子。这里，所谓的礼、义、智、信都有了新的民间注脚。2、日常气息与戏谑习气其实，小说文体本身就是市民（世俗）文化的产物，小说中的“小”的含义即指言者卑微，所言之事都为街谈巷语，民间的俗事，而“说”的含义除了叙事功能外，更表达出解说人生的表现形态，喜悦、娱乐的功能形态。3、俗趣掩映下的沉痛长期浸淫于“趣味”之中，自然会培养出一种消极、被动的作风与有闲者的心态。但是，他的小说不属于讨所有人喜欢的“慎重而胆怯”的趣味，而是着力去挖掘俗趣掩映下的“民生多艰”、社会动荡的沉痛现实。 <WP=36>二、爱的命题——生命的动力和注脚“爱”是“生”的动力和注脚，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划分出“爱”的不同层面：爱的基础是以“善”为核心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取向；爱的原始意象为关心、爱慕，以及对束缚人情感表达的“礼”的篾视；爱的目标与世俗人生利益的一致性、趋同情感，引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劳作的尊重；爱的对立面是“仇恨”，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会形成一种和解力量，对无意义（不可探究真相）的“家仇”、“世仇”这些命定地由后人承载的使命的颠覆与消解。总之，汪曾祺的内心世界中，希望笔下的生活在世俗场景中的芸芸众生，都栖居在“爱”的精神家园。义与利的取舍“义”是指正义、正当，它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把“利”理解为利益、私利。那么义与利的取舍，就成为判断君子（至善者）和小人（至恶者）的依据和标准。2、礼与欲的冲突汪曾祺对女性群体的态度，关注点在于情感的压抑与解放层面，他认为“大淖边”（乡野）是健康的百无禁忌的情感天堂，“大街上”（城镇）是压抑的充满束缚的人间地狱。乡野充满了对“礼”的嘲笑和破坏，而城镇所谓“知书达理”家庭对礼的遵从，恰恰是对人情感欲望的禁锢和毁灭。3、贵与贱的转化汪曾祺笔下着力刻画的多是手工艺者（劳动者），如《鸡鸭名家》中的佘老五、陆鸭；《故里三陈》中的陈四、陈泥鳅、陈小手。他们从事的是最卑贱的职业，却因为作者采用了平等、同情的目光去体会他们的需要、欲求，使他们生活充溢着人的高贵的尊严。 <WP=37>4、爱与仇的和解爱的对立面是仇恨，但同时，对至恶的仇恨，又是以对至善的爱的渴求作为前提的。他不只是盯住世俗生活的亮丽色彩，作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也关注旧时代阴影笼罩下的“苦人”。同情弱者对压迫者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他更注个体的生命价值，反对人做无谓的死亡和献身。三 诗意言说——走向艺术的化境中国古典诗学推崇物我两忘，物我化一的浑融意境，具有静默的庄严和不可言谈的神秘感。而汪曾祺的审美趣味更接近平民的日常情趣，他追求“独抒性灵” 、言必己出的情感表达方式，但不做火山喷发、一览无余的情感宣泄，而是将对世俗生活的爱寄寓于含蓄、婉转的氛围营造和语境空白留下的余韵联想。汪曾祺是一个睿智的老者，以散淡的文风契合日常生活的平淡、偶然、细碎、零乱。汪曾祺更是一个执著“诗人”，将诗的意识引入小说创作，显示出超越庸常生活，走向艺术化境的不懈追求。1、意象的阻隔与通脱在《受戒》、《大淖记事》中到处可见水的意象，它与华夏柔韧、沉稳的文化精神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流水多寄寓愁情恋语。除了水的意象，汪文中还多次出现“梦”的意象，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水乡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人生舞台，而梦境更拉开了审美观照的距离。2、视角的遮蔽与流动《晚饭花》中的主人公李小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在全文中他的视角起到一个摄像机的作用，只表达他看到的东西，全文用了六个“看”字，在幻想（无数的占有的可能）与现实（出嫁人）之间，李小龙的视角是忠实的，但留白处填充的无尽想象又使读者产生了亦真亦幻的错觉。 <WP=38>3、风格的散淡与诗意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质，是纯粹的散点透视，随意点染，涉笔成趣。中国的艺术精神尽管可能是不够严谨、科学，但能够连接深沉，内在的生命意识，由巧返拙，流露个性的真趣和自然妙悟。汪曾祺的小说世界中，抒发了自由的艺术精神，平等对话的人生态度，博爱式的世俗关怀。他关注世俗的本真和趣味，批判世俗的市侩和庸俗；他赞美民间的劳作和真爱，鞭挞礼教的压抑与罪恶；以诗意之“美”言说生活之“真”与道德至“善”，形成了独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