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主要由低山、宽谷和浅盆组成;贵州“地无三里平”,山原、山地约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坝子)、河谷台地和平原仅占3%。山地多而平地少,历史上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耕地面积有限,“八山一水一分田”。贵州高原植被和土壤类型多样,为发展多种农林业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因素水土流失、土性偏劣、熟化程度不高等现象较为普遍。尽管明代以来贵州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改进耕作制度与耕作技术,推广牛耕,改进农具,兴修水利、引进和推广新的作物品种等方面,但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现代农业科技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步伐,然而在偏远的贵州山区,生产工具及技术继续维持原状,农业处于基本停止状态。同时,分析为什么贵州农业会在抗战时期迎来发展“黄金期”。一是国民政府和本省政府从政治的角度考量,特别重视战时农业的开发,为之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和人才支持,二是前方战事的“军需”和内迁人口的“民用”对贵州农业提出了严峻要求,三是本省工矿业的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开发体系的建立和农业普查的开展。前者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农业政策的制定。我们可以称之为农业开发的顶层设计。后者则是为了掌握贵州山地农业的基本状况,所进行的摸“家底”行动,这是技术本土化的重要前提。本文特别对省农改所的人员及其构成作了简要考察。平原型的农业技术“拿来”到山地型的贵州后,肯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过程。这就需要根据调查的结果对引进的改良种子进行区域试验,将适宜、高产、少病害的种子选出来。本章分别从粮食作物的育种试验、经济作物的育种试验和病虫害防治试验三个方面来展开。本文重点考察了如何把优选出来的良种送到乡下并被农民接受,这一过程称为“技术下乡”。这主要依靠农业推广人员尤其是县农业推广所的推广人员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首先就要完成推广员的训练和任用工作,试图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推广员队伍。紧接着考察农业推广员所采取的主要的推广方法。再次,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试图回到推广现场去看看各推广主体在其间的心态和行为。至此,农业改进的“三部曲”已走完,这一流程表明,贵州传统的“经验型”农业开始向现代“实验型”农业转型。基于农业推广对土地资源提出的新要求,贵州省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加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冬耕是以“时间换空间”,即提高复种指数,把冬季闲置的田地充分利用起来,种植冬作,如小麦、油菜等。垦荒则是扩大种植面积的传统手段,不过已经摆脱了过去“刀耕火种”式的垦荒。乡镇造产则是以增加乡镇财力推进新县制为目的的一种行为,一般有垦荒、春季造产(春耕)、冬季造产(冬耕)等形式。减糯增籼是将舍低产作物改种高产作物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是黔东南民族地区的糯稻区。虽然少数民族爱吃糯食,但因糯稻产量低,故政府强制推行用籼稻替代糯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解决灌溉问题,贵州省还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几个特点:第一,虽然多河流,多地表水,却因喀斯特地貌而留不住水,因此,贵州的农田水利设施绝大部分是为灌溉而建,因排洪而建者极少;第二,贵州高原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农田分布的分散性,决定了贵州兴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难度太大,故贵州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如筑堤、筑堰、挖塘、推广龙骨车水车等;第三,战时贵州修筑的几个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是贵州第一次采用现代工程技术,依据科学原理,遵循科学程序而建成的。农村合作金融为贵州农业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从机构上,建立了从中央、省、县、乡、(联)保的五级金融网,依托这一网络,将农贷资金输送到农民手中,用于生产性事业如赎地、购买农具、购买耕牛、购买种子、购买肥料等。这些低息的农业贷款资金流向农村,对缓解贵州农村金融枯竭、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利贷的猖獗。但是,农村合作金融受益者大多为中等以上的家庭,而最需要贷款的低收入家庭,则较少或较难享受到合作金融的好处。最后,总结战时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与不足。通过案例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贵州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发展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这种高歌猛进的跨越式增长,是脆弱的增长,尤其是随着战事结束,人员、资金、技术的回流,对贵州农业造产重大挫折,故这一时期的农业开发对贵州摆脱农村经济的困境没有起到根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