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语言的叙述方式、语言的独特气质、语言的文化内涵与地域认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本文认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叙述方式首先表现在其故事的语言叙述的质朴性,即,口语化因素突出,不给人距离感,喜欢用第三人称,因为故事又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小人物,所以叙述者的态度亲切温厚;其次是叙述节奏的稳定性,他的小说在明白晓畅、亲切平和的故事叙述中总是夹杂着淡淡的不为人所知的忧伤,作家的情感“浓度”始终如一,甚至读不出来作者写作时的感情起伏,语言轻缓有致,不动声色,叙述也不“变频”,笔下的故事都幽幽地带着一股士大夫的淡然气质,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始终充满人情味。再次是,他小说的叙述视角的客观化,表现为:心理描写不多,不会代替读者思考或者下结论,作家自己放得很低,始终只担当一个淡然的讲述者角色,其预见性的叙述导致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扎实的客观感和从容感。而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气质的最终形成也是受了作家本人的经历与写作历程的影响。在汪曾祺40年代到80年代的与文学关系并不紧密的隐性伏笔时期,他对于小说语言的探索却没有停止,从早期的散文化小说到中后期的叙事写人小说,均可窥见他创作风格以及文体的改变,体现在语言气质方面即是由谨小慎微的内倾性到最终的亲切温厚、清爽脱俗、沉稳与简练,因此从汪曾祺小说的创作历程可以同时看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在汪曾祺语言气质的形成因素里,苏南的地域生活环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影响包括用简单的语言去创造无限的意蕴,而这与苏南人民所生活的人文地理环境分不开,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温婉的江南环境促使这一地域的语言运用具有了含蓄而不直白的标签,这恰恰如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留白”)一样,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另外,饮食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给了作家后来的小说创作以源泉和灵感,尤其是丰富了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文化内涵,正是这种对于饮食有着天然的包容性,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作家淡泊与崇尚和谐的气质做了铺垫,平淡之中有风骨,使汪曾祺的小说流露出不一样的个人气质,而这种气质是包含了语言气质的。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上升到文化精神方面,它不仅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苏南的地域认同,而且也洋溢着作家对于生命个体的个性解放的鼓励和赞美。同时他在谈到死亡时,往往淡化死亡本身带来的悲哀,更多的是传达一种人性的平静与希望,这也是汪曾祺的小说留给年轻人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乐观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