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既有积极的资源属性,同时也伴随着污染的负外部性,这就导致仅仅依靠市场单一力量去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变得不现实。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出台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加强环境经济行为监管,使市场经济主体的环境经济行为充分考虑外部经济成本,从而达到最优化的环境投入与产出组合。本文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在明晰环境规制效率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梳理国内外环境规制效率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本研究的突破点。继而构建流域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E-DEA方法从整体以及县域尺度解析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格局分布差异性以及时间动态演变特征,并从社会经济角度运用GMM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流域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因素。最后,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以此为依据提出提升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2015年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静态空间格局分析得出:一是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高的地区较环境规制效率低的地区分布更为集中,呈现集聚态势。相对而言,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低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于流域的周围边界以及上、中、下游交界处的县域。另外,湘江流域上、中、下游环境规制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流域内各地级市城区环境规制效率明显比其周边地区更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呈现出由市城区向周边县区梯度扩散的态势。本文通过对2006-2015年湘江流域整体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发现:一方面,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流域政府环境规制逐渐由一种相对失效的状态向有效的状态过渡,政府出台的环境管理政策实施成效越来越显著,环境规制投入得到较好的产出回报;另一方面,无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计划实施期间,流域环境规制效率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变化态势,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构建GMM模型(广义矩阵模型)对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解释变量的结果估计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进步水平及对外开放水平与流域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市场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流域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基于此,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湘江流域需要明确环境规制主体,创新流域管理机制;不断缩小流域地区发展差距,优化效率空间格局;加快推进流域主体功能区建设,改善产业转移结构;适当加大环保技术投入,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吸引优良外部投资等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湘江流域环境规制效率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