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安全已成为世界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国内外已就该问题展开探索,但相关研究尚需深入与丰富。本文聚焦于中国-东盟地理空间,试图通过研究区域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和已有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探寻完善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的路径。文章的理论价值是,以国际政治学为基础,综合运用非传统安全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国际机制理论、区域安全合作理论等理论工具,通过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问题,系统总结其具体表现形式,阐释了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联系,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研究在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研究中得以充实、发展和完善。文章的现实价值是探寻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优化路径,为区域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服务,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沿线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建议。本文认为网络空间是国家疆域的新拓展,网络空间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新延伸,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新维度,提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是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新领域新路径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把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理解为:在一定地理空间中,针对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由区域内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国家行为体为主）共同展开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治理行动,回应各国安全利益需求,实现治理目标过程的总和。认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网络安全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突破了传统“零和博弈”闭环,展现出一种动态、包容、全面、合作的、“和合主义”式的先进治理系统,其可有效化解和消除中国-东盟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与威胁。本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辨析了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和信息安全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讨论了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明确了相关核心概念在本文中的定义。其次,文章从非传统安全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国际机制理论、区域安全合作理论的角度,讨论了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与中国-东盟区域安全的内在关联,并搭建了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得出的结论是:在复杂的网络安全情势下,中国-东盟各国已经深刻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达成了合作治理是解决当前区域面临网络安全问题有效路径的共识。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体系中,安全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存共生的。第二章梳理了中国-东盟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应用现状。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东盟各国的经济、社会进步,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网络安全问题。总体上,中国-东盟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网络安全和社会网络安全两个领域。此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网络间谍、网络宗教渗透活动等新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新问题不仅对各国国内网络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也对区域网络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第三章按照起步阶段（1997-2002）、发展阶段（2003-2016）和提升阶段（2017至今）三段,分析了中国-东盟的多边、双边网络安全合作治理实践。在起步阶段,主要针对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信息保护领域展开了安全合作治理。在发展阶段,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网络安全合作治理重点。在提升阶段,中国-东盟对电子商务、CII等新兴网络技术与设施的安全保护等共同面临的新安全问题展开了合作治理,并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本章还从合作治理效益和存在问题与挑战两个层面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的总体样态作了分析。第四章讨论的核心是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问题与挑战之成因。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空间有效性因素主要集中于区域各国网络安全利益需求的差异,合作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非对称性,合作治理的维度存在“安全化不足”和“超安全化”的双重泛化等问题,此其一。其二,战略互信难题是长期困扰网络安全合作治理走向深入的重大挑战。战略互信层次不够、南海问题与中国威胁论以及东盟内部出现的安全内向化影响,共同构成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战略互信匮缺的困境。其三,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介入与干扰,严重影响和妨碍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顺利展开,内外因素的交织叠加,限制了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有效性。其四,合作治理机制碎片化、专业化程度不深等亦阻碍了中国-东盟共同推动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从低层级向高层级的跃升。其五,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能力匮乏,具体表现在合作治理的战略供给不足、治理技术失衡、合作治理法律化进程缓慢等方面。针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实践暴露出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对其成因和制约因素的分析,紧扣面临的网络安全压力和安全利益需求,本文第五章坚持国家网络主权平等、精准标定各国安全利益交集、适应治理环境变化、倡导互信共治方略、协调统筹内外因素、科学划定合作治理维度等原则,提出了锚定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基点”,打通合作治理“堵点”的优化思路。同时,还从增强和提升合作治理机制的完备性、破除机制体系碎片化;强化合作治理战略供给能力、技术能力、人才培育能力、国际法律供给能力和网络安全文化能力等方面,为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短板”的补齐以及“新动能”的聚集提出了具体建议。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治理,不仅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亦可服务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提供解困思路和经验模板,促进沿线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有机互动与衔接,推动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逻辑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共生的升华,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