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明初《高昌馆杂字》中回鹘语和汉语的语音系统,并论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高昌馆杂字》是明代编辑的一部回鹘文——汉文对照的分类词汇集,由回鹘文、汉文和回鹘语汉字注音对照构成,是一部最早的回鹘语——汉语词典。包括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人物、身体、宫室、器用、衣服、珍宝、饮食、文史、方隅、声色、数目、人事兼通用、续增等18门类,各不同版本共计1000余条最常用词语,每一词条均有汉文、回鹘文以及回鹘文的汉字注音。《高昌馆杂字》词条数目虽不多,但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词类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动词、副词、连词、后置词等。该书编纂年代为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那时高昌地区的回鹘人尚未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词汇中基本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因而较好地反映了前伊斯兰时期高昌地区回鹘语的原貌。明代洪武年间开始编纂民族语文的文献和辞书。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翰林院侍讲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奉命编纂《华夷译语》。他们参照《元朝秘史》的办法和体例,用汉字标注各民族语语音,其体例是先列出民族语词语,然后给出该词的汉语词语,最后列出该词的汉字注音。(《元朝秘史》用汉字标蒙古语音,对照汉义,无蒙古文)。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朝廷正式开设四夷馆,分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个馆,后又增设八百、暹罗两馆。四夷馆有少之卿—人主事,另置译字官生、通事等,专门从事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四夷馆各馆编出这些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分类词汇《杂字》,又把上述地区的奏折及有关文书写成汉文并附上民族文字译文,这就是各馆的《来文》,由各馆分别保管。其后,明会同馆也编出了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刺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种译语。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又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编有四十余种杂字。这些《译语》、《杂字》和《来文》是我们了解当时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绝好材料,具有弥足珍贵的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高昌馆杂字》是用汉语给回鹘语注音的文献材料,它不仅很好地反映了前伊斯兰时期高昌地区回鹘语的原貌,而且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再现明代前期这一地区汉语方言的实际面貌,是研究明代前期回鹘语和汉语的绝好材料,对回鹘语语音史、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和回鹘语——汉语对音的途径和规律的探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高昌馆杂字》为研究对象,采用译音对勘法和音韵分析法,对回鹘语和汉语的对音资料进行严格的音韵分析,进而探讨回鹘语——汉语的对音规律,为汉语语音史和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佐证。本文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叙述本文的选题的缘起、研究意义、材料依据、研究方法、研究相关动态、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及写作思路,并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高昌馆杂字》的成书过程、版本流传情况及此书的编写体例,并就该书的价值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为《高昌馆杂字》回鹘语的语音特点及回鹘文拉丁字母转写。该部分主要叙述了明代回鹘语的语音特点,然后分析回鹘文的元音、辅音以及语音和谐规律,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昌馆杂字》回鹘文做了转写和简注。第四部分为《高昌馆杂字》的汉语方言音系。该部分主要以明代韵书《韵略易通》声母系统为参照,讨论明代北方官话音系,分析汉语的声母、韵母及声韵配合规律,为《高昌馆杂字》的汉语方言音系提供依据；也讨论了回鹘语——汉语两种语言语音方面的异同和从事译音对勘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制作了回鹘语——汉语对音表,全面而细致地分析《高昌馆杂字》汉语方言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从而探讨两种语言的对音规律。第五部分,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高昌馆杂字》回鹘语——汉语的对音规律和汉语声、韵母系统方面的特点,并简要论述了运用译音对勘法来研究古代回鹘语——汉语的重要性以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