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资源并购形成于我国资本市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企业上市准入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壳资源并购自始至终受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约束,政府高度介入其间并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探讨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关于壳资源并购中政府干预效果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未能从政府视角出发去关注政府干预并购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未能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不同动机会带来不同的干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研究新视角,以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干预动因为研究出发点,提炼出一个描述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干预行为和干预绩效的综合研究框架。随后选取351家壳资源并购样本,采用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双重差分(DID)模型、Logistic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检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于不同干预动因下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效果,完善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而且为壳资源并购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性工作如下:(1)修正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的差异性来研究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的新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壳资源并购中不同层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性缺乏关注,仅依据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的政府私利动机来评价政府干预绩效,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本文从政府规制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典型特征,构建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进行了修正,探索了政府介入壳资源并购的根源与动机。结果表明中央级的上级政府更具公共利益动机;地方一级的下级政府更具私利动机。木研究依据政府规制权、终极控制权乃至政府终极控制权的逻辑推演,从内在根源上分析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依据及动机,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研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差异性的研究新视角,这是对“政府终极产权理论”的丰富与拓展。(2)构建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检验的整体理论框架。鉴于现有研究缺乏对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探讨、缺少整体性理论框架的问题,本研究以壳资源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遵循“政府控制(动因)——干预方式(行为)——干预绩效(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修正的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的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的双通道机理模型,即“不同层级政府基于不同动因、采取不同干预方式继而产生不同干预效果”的机理模型:中央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因,对其控制的中央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跨区化、相关性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地方政府基于个人及利益集团私利动机,对其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本地化、多元化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这不仅厘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影响路径问题,还将政府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内在机理。(3)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方式与并购模式的选择。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介入壳资源交易的方式及并购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在壳资源交易中,两级层级政府干预动因不同,导致其干预方式具有差异性,既有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以及要素投入、资源调配、政府兜底等政策支持;也有跨区并购、本地化并购、同属化并购、多元并购等干预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并购模式。实证检验证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采取了本地并购和多元化并购模式,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壳资源并购多采用异地化并购,本地化特征并不明显。政府的行政协调方式的直接干预和市场化替代方式形成的以本地化/异地化、多元化/同属化的并购模式,并成为政府干预动因与干预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证实了概念模型中“政府终极控制权(基础与根源)——政府干预(动因)——直接干预和并购模式(方式)”的传导路径。(4)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企业微观绩效。本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壳资源并购的典型特征,通过分析壳资源并购中重大环节涉及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模型并运用DID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并购双方股东绩效的影响,还包括对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对并购双方产生了显著的政府干预效应,短期内政府干预对并购双方股东均有支持作用,对债权人有掠夺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对企业产生了掠夺效应,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企产生了更大的掠夺效应。本研究对收购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绩效进行了衡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未能结合壳资源并购特征研究的不足和仅考虑股东利益的不足,是对现有研究仅关注股东利益的突破与拓展。(5)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社会宏观绩效。本部分通过分析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绩效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为了获得准确的不同层级政府干预效应,采用了 DID双重差分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将样本分组进行两两对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带来良好的就业效应。这说明仅从收购方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壳资源并购产生了“成功悖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从企业微观效应与社会宏观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企业在追逐自身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效应。本研究从财政收入效应、就业效应角度衡量社会宏观绩效,是对目前研究仅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的突破,不仅修正了并购的“成功悖论”之说,也是对“政府掠夺之手效应”和“政府支持之手效应”的验证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