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进步已成为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技进步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山西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大省,随着资源逐步衰竭,迫切需要以技术创新为依托实现经济转型,山西省在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科技综合实力达到中西部上游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的战略目标,因此有必要对山西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监测,以便于各级管理部门分析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实现规划目标、制定相关技术经济政策提供决策支持。山西省正处于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的关键时期,准确地监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变化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山西省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判断经济增长的趋势,指导区域经济决策,为政府的相关经济转型政策能否科学化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因此,开展科技进步贡献率测量研究更具有重要实际意义。采用何种模型能够准确地测量科技进步贡献率,理论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至今也未形成共识。山西省相关部门目前并没有正式对外发布科技进步贡献率统计数据,而是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新型工业化水平”、“每10万人专利申请数”、“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四个指标分别赋予权重来间接反映山西省的科技进步情况。山西省对科技进步贡献率测量方法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致力于寻找一种适合于山西省这类资源密集型,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地区的特色测量模型。通过分析科技部关于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资料,发现山西科技进步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发展较快,但整体来说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活动产出是山西在科技进步水平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整个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典型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针对这些特点,通过对各种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是其他各模型研究的基础,索洛方法下,测量的是广义科技进步贡献率,其他模型则在索洛的基础上试图将纯科技进步贡献率分离出来,如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法,但这些模型由于将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较为细致,基于因素本身界定很困难的原因,造成了模型的推广使用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认为适合山西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量模型为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因为山西省经济转型需要时间,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也需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的情况将延续一段时间,在索洛方法下,如果通过扣除资本和劳动因素之后得到的广义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的话,那么,可以在此基础上初步预测,狭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会更低,即单纯的科学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低,用此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监测山西省科技进步状况。虽然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有其不足之处,但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是既经济又可以反映实际状况的一种模型,是适合山西省现阶段经济状况的。为验证模型,本文选取山西省1998-2007年的数据测量科技进步贡献率,得出结论:(1)山西省在1998-2007年间的经济总体上稳定增长,资本贡献与科技贡献呈此伏消彼涨的趋势,各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是资本、科技、劳动。(2)山西省在1998-2007年间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劳动贡献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经济增长对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强,经济增长还是典型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发生实质性转变。(3)山西省1998-2007年间,科技进步贡献率总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通过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量的是包括包括了政策变化、规模经济、资源配置等其他因影响的广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仅在10%左右,则扣除了这些干扰因素之后的纯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会更低,真正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总之,资本大幅投入掩盖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山西省科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远远不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测量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相吻合,说明对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的类似于山西省的资源型经济地区,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量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可行的,最后提出了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量工作的几点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