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创造社作家激烈地反叛传统,并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这种激进的姿态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他们与传统的“断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身上潜在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事实上,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文化,在前期创造社作家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本文将以前期创造社作家(主要限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几位主要成员)为研究主体,深入分析儒家文化在这些作家身上的影响,并试图揭示这群反叛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前期创造社作家儒家影响的文本呈现。通过对前期创造社诸君众多作品的考察,笔者发现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社会参与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第二部分:前期创造社作家儒家影响的主要特征。儒家文化在这些作家身上的影响表现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影响的普遍性,二是影响的杂糅性。 第三部分:前期创造社作家接受儒家影响的途径。通过对这些作家自传和传记的整理和分析,笔者寻觅出三条主要途径:一是作家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二是家庭氛围和周围环境;三是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 第四部分:儒家文化与前期创造社作家的复杂关系。在全面审视了前期创造社作家儒家影响的文本呈现、主要特征及其影响途径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儒家文化与这群作家的复杂关系。首先,前期创造社作家对浪漫主义从引入、运用、提倡,到激烈否定、贬斥,转向“革命文学”,这一突兀的“方向转换”给文学史研究者留下了极大的困惑。笔者仅从儒家文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在前期创造社作家“方向转换”中发挥作用的儒家文化诸因素:实用理性;忧患意识;群体意识;平权思想和大同意识。其次,前期创造社作家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并以此来反观儒家文化。笔者以“五四”时期郭沫若在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参照下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为个案论述了这一现象。最后,笔者论述了儒家文化对前期创造社作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起的内在制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