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证据收集作为证据的首要环节,与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息息相关。在现代新型诉讼中,当事人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差异导致举证能力不平衡,证据偏在问题愈加突出,当事人证明权的实现遇到一定阻碍。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为控制证据一方拒不提供证据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拓宽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使得法院能够更好地发现真实,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然而,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运行时间不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不足之处,为更好地发现和解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充分地发挥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作用,亟需对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展开研究。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符合武器平等原则的要求,是协同主义和证据协力义务的体现,可以解决证据偏在和证明妨害问题,保障当事人证明权以促进发现案件事实,亦可以弥补古典辩论主义的缺陷。论文将案例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较为科学的类案剔除法选取样本,对我国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法院作出的267份有效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现有法律规范,呈现了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同时亦发现该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在立法上,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被申请人范围不包含诉讼外第三人,客体范围未涵盖法律关系文书且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不明确,对秘密权利人的秘密保护不足,对当事人的救济也不足。在司法实践中,职权主义倾向严重,法院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而主动适用书证提出命令;书证提出命令与举证责任、证明妨害规则错误混用;法院未依法审查当事人提出的书证提出命令申请。针对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论文立足于我国国情,辅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从完善立法体系和规范司法实践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在完善立法体系方面,应扩张被申请人主体,完善客体范围,构建秘密保护机制,并加强对当事人的救济;在规范司法实践方面,应正确发挥法官职权,厘清书证提出命令与证明责任、证明妨害规则之间的关系,并严格依法适用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