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后,翻译学研究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置于文化、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重新开展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性别研究开始崭露头角,并蓬勃发展,在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一场重读以及改写翻译理论和经典作品的运动,浩浩荡荡地展开。它的发起者是一群来自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译者,以西蒙,哈伍德,戈达尔德,张伯伦和芙洛图为代表。他们将翻译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揭示了传统译作中男性至上主意和对女性的歧视。与此同时,他们对传统译论中的三个基本标准,即忠实,等值,译者隐形提出质疑,挑战了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模式:原作/译作,原生的/派生的,创作/重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朱虹将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带到中国,至此以后,它对国内的文学创作以及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系统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成果,并以朱虹的译本《嬉雪》作为案例分析材料,从其文本选择到具体的翻译策略做出分析,旨在总结出中国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特点,并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做比较。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学的影响下,中国女性译者在她们的翻译过程中明显地植入了女性意识,而这种有意识的植入,可以从《嬉雪》译本集节选出的案例中清楚地看到。与此同时,由于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女性译者自身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中国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呈现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翻译准则“信”至高无上的地位;中立的翻译目的以及温和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