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基本没有考虑金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金融因素在经济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深入分析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无法深刻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周期这一概念应运而生。金融周期的核心内涵在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并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状态,而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常态,其根本驱动力在于融资约束与风险认知之间的相互强化,而这也正是防范金融危机传染和爆发的关键所在。由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是各个金融子类周期叠加的结果,这也对测度和分析金融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金融周期运行的特征事实、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以及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具体而言,本篇论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为绪论和文献综述。其中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对金融周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内涵进行了介绍,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本文研究金融周期的内涵进行解析,从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随后,第二章系统性地梳理了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化过程。同时,由于本文后续选取信贷、宏观杠杆率以及房地产价格衡量中国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因此,第二章此后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分别对金融周期三个构成指标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最后,就政策调控层面而言,第二章围绕货币政策这条主线对相关文献展开论述。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为本篇论文的实证章节。其中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的主要工作是测度中国的金融周期,并考察其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特征。第三章选取了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三个指标,利用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合成了中国的金融周期。随后依托时变参数模型,利用溢出指数法考察了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呈现出“长扩张、短收缩”的形态,且扩张阶段波动幅度明显强于收缩阶段。而就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而言,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著强于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即金融周期主要是溢出效应的发送者,而非溢出效应的接收者。同时,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效果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示出了显著的时变特征。在辨析金融周期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刻画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周期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由此本文进入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为金融周期传导机制的分析专题,该部分的主要意图在于探寻金融周期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渠道,从而更加深入理解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的关联关系。由于本文选取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合成中国金融周期,因此后文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对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第四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信贷摩擦以道德风险的形式引入研究框架,并利用方差分解分析以及反事实模拟等技术详细考察了信贷摩擦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信贷渠道是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等市场不完美的存在,信贷摩擦在经济周期运行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从而导致“小冲击、大波动”这一经济后果。其次,反事实模拟显示,外生冲击驱动经济周期的具体机制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经济周期的主导驱动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最后,资本质量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周期,无论是“软扩张”时期、“次贷危机及后危机”时期还是“新常态”时期,资本质量冲击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杠杆率水平不断攀升,“去杠杆”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两难也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第五章在非线性的视角下,以面板平滑迁移模型为技术基础,利用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了金融周期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杠杆率渠道,检验了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限效应”,并对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综合第六章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处于较高位置,同时其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引人担忧。其次,宏观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并非是静态的线性关系,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变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会不断变迁。具体而言,当杠杆率水平在门限值以下时,随着杠杆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断加快。而当债务融资规模增大,宏观杠杆率跨过门限值之后,便会打破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影响。回溯过往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六章在区制转移的视角下,通过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逐步深入地研究了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价格渠道以及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与信贷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只有当货币供给量和房价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房地产价格上涨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以及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存在明显的政策无效区间,其均能够有效调控房地产价格,二者在不同的区制下也能够形成有效互补。既然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框架就成为了货币当局自然的选择。本文第四部分,即第七章将关注点放在政策调控。第七章在动态的视角下,考察了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周期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周期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第七章通过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整体上能够有效调控金融周期。同时,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周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