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了吴国季札聘鲁观乐的事迹。季札评“诗乐”的文字记载是我国先秦时期比较系统、典型的文学艺术评论,在我国文学评论的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是周代礼乐最重要的文献载体,春秋中期以前,礼乐仍然对社会稳定起着一定的维系作用,但中期之后,礼乐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至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礼乐衰亡的进程已经无法阻止。通过对“季札观乐”的综合探索,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诗经》在春秋时期的集结与传播,更能够为还原《诗经》本来面目提供线索。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与诗乐审美的形成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由引言、四部分的正文与结语组成：引言部分基本论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目的,对国内目前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指出目前研究缺乏综合评述的内容,从而确定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主要概述季札观乐的时代背景,将历史事件投入相对应的历史大坏境下解读,介绍季札生平重要事迹,从中显示出季札的君子人格,从个人和政治两方面分析季札聘鲁观乐的原因。第二部分详细分析“季札观乐”的文字内容,对“风、雅、颂”“乐舞”的评论进行解释,重点对季札“十五国风”的评价给出尽可能符合季札本义的理解,得出季札观乐不仅是评诗、评乐、评舞,更是评政、评国、评史。季札深受“赋诗言志”的风气影响,注重诗乐的社会功能,以诗乐观政,但季札的评论中所蕴含的“善思求变”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季札此次出聘的目的与礼仪规程进行阐述,对春秋中期雅乐与新声的交替与矛盾状况加以说明。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鲁国对周乐的保存,以及吴国文化与《诗经》的关联,重点论述春秋时期《诗经》的成书与流传。《诗经》的集结成书经历了多个过程,首次是在周康王“定乐歌”之时,《颂》与《大雅》已经有雏形；其次上限在平王东迁,下限至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之前,《诗经》已有较为成熟的版本在各国流传；再其次是孔子删诗之时,孔子以鲁国所藏乐本为蓝本,“去其重”删选编订“诗三百”；最后是汉代在“三家诗”鲁本的基础之上搜集汇编而成,在此之后,后人仍然对其不断补充润色,《诗经》的集结成书是历代创作累积编纂的动态过程。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季札观乐”对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和文学评论的影响,尤其是对孔子文艺观和汉代儒家审美观的影响。季札“观乐听政”既有诗乐的感官批评,也有诗乐的社会功能批评,孔子在此基础上从“人”的角度出发,在哲学层面为周礼的延续打开了新的局面。孟子之时只评诗而无乐,“以意逆诗”的诗学主张继承了季札“以史评诗”的思想,为从客观角度研究《诗》开创了先河,但“乱断诗”的行为也使得《诗》蒙上了牵强附会的阴影。汉儒将季札“观乐听政”的批评模式发挥极致,将《诗经》彻底推上了“经典”的地位,其“圣人教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思想进程。结语部分以“余论”的形式对季札在吴文化进程中的影响加以概括,从中得出结论：“季札观乐”的记载提前了江南文明史的进程,季札在吴文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礼让”、“诚信”、“善思求变”的精神思想对吴文化由“尚武”至“崇文”的文化转型有发轫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