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必须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这些措辞严谨、目标明确的语句都表明了近年来国家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态度。同时,环境监测数据对生态环境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还是企业排污许可义务的承担,甚至公众环保知情权的保障,都需要真实的、有效的环保监测数据的推动。但是通过电视新闻、网络媒体等途径曝光的“环境监测数据失真”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保障环境监测数据准确真实、在国家生态环境部通报“2016年西安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之后,在环境监测数据上做文章的事情依旧屡禁不止,生态环境治理现状令人担忧。本文根据基层政府环境监测数据失真过程中采取的消极策略性行为的模式差异选取了三个案例:一是空间策略。河南平顶山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任务,通过将国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2公里范围内运营、的加油站进行搬迁,搬迁完成前需要将运营时间更改为每天的19时到次日8时,通过空间上的策略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二是时间策略。山东临沂兰山区为了应对上级“将五天内排名倒数2位的乡镇党委书记进行免职”的检查而将物流园区内的企业统一停工停产,通过时间上的策略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三是数据策略。西安市长安区的环境监测站的站长授意和指使工作人员用纱布堵塞监测站的监测探头、朝监测探头洒水、删除监测站的视频。通过直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操纵而影响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制定的空间策略、时间策略以及数据策略,其本质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将监测数据进行人为的改变。本文将这些试图通过采取人为行为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行为称为消极策略性行为。本文就基层政府在环保治理中为了环境监测数据排名实行的消极策略性行为进行了研究。而基层政府采取消极策略性行为的直接表现便是意识不强、敷衍应付,履职不力、注重形势,政策不当、缺乏评估,执法不严、以罚代管。本文认为,导致基层政府采取消极策略性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政策约束软化、指导效能衰减,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滞后性和政策内容的不清晰,给基层政府的治理工作带来困境;二是组织制度结构悖论、行政行为失当,基层政府在我国的行政制度内向上与上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部门间形成共谋,向下、向体制外,在面对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时采取以罚代管;三是基层政府的认知偏差、治理效果甚微,无论是角色定位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的监督者、还是对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与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之间的工作侧重,还是向上负责的政府间关系与满足公众需求的与社会主体的关系的界定,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四是考核目标设置多样、激励动机冲突,追寻政治晋升而注重经济增长,为了规避“一票否决”而加大污染治理,多方位的考核给基层政府造成利益冲突。本文最后针对以上原因,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整个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由内到外提出如何矫正基层政府的消极策略性行为的意见。首先,应当构建因地制宜的涉及多领域、多主体的多元网格化区域合作;第二,按照博弈模型分析的结论,设定与企业利润相关的违法惩罚和教育、管理结合的责令改正,提高违法成本,明确责任落实;第三,精炼基层政府等其他主体的业务能力,完善考核机制;第四,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包含基层政府内部监督、中央环保督查和外部协作监督的常态化长效督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