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符号人类学为主要方法，探讨明清时期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绘画艺术中耶稣基督形象的呈现形态及其人类学意识。本论文力图呈现如下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基督教绘画艺术中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形式；其次，各种不同形式之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微调过程；第三，通过分析种种耶稣基督形象的表现方式，呈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不同社会群体的人类学意识。本文较细致地分析了基督教绘画艺术的赋予形式，尤其是它所基于的民俗文化折射在耶稣基督形象上的要素，以显示各种不同形态基督教绘画艺术的特殊的修辞学含义。论文第一章论述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绘画艺术所呈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及其符号微调过程。早期，传教士们以西洋技法和西洋塑像通过圣母与小儿耶稣基督形象显示基督信仰的人伦维度。后来，传教士们通过成年耶稣基督形象，显示出基督信仰更广泛的符号学意义，更采用中国版画的表现形式，以十字架为背景呈现耶稣基督形象。耶稣基督位格的十字架特性被作为核心观念呈现为对于中国文化本土性意识的挑战，显示惟有在以十字架为理解中国历史的符号所指时，历史描述才能够生长出救赎的意识。第二章探讨清代内地会传教士绘画艺术中耶稣基督形象的本土化形态。内地会传教士深入草根阶层，用故事性叙事和寓言性符号呈现一个充分表达了日常生活诉求之道的耶稣基督形象，以真实地面对生活的困厄并且在超越的维度中蔑视困厄的方式，显示基督信仰之日常存在的勇气和盼望，从而表述耶稣基督作为救赎的符号之于生活的直观形式。第三章探讨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绘画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与基督教大传统把耶稣基督安放在基督信仰的中心不同，拜上帝教只是借用耶稣基督形象，把他作为中介性符号。本章认为这正体现了洪秀全和拜上帝教对基督信仰和本土性意识这二者关系的独特调整，即以本土性意识转化性地诠释了耶稣基督形象的符号所指。第四章从反教绘画运动妖魔化耶稣基督形象来分析基督信仰与本土性意识的巨大张力及其人类学根源。当基督信仰在乡村社会传播，当教会成为隐约对立的符号出现在乡村之时，耶稣基督这个符号尖锐地挑战了乡村文化、乡绅身份和他们的话语权力。乡绅们通过妖魔化耶稣基督形象，显示乡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符号，却反讽地显示了牺牲之爱(十字架)在乡村生活中的在场。第五章分析《天路历程》中文版绘画艺术的修辞学方式。对《天路历程》中文版而言，记忆本身是一种救赎的降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向着天国的历程。惟有重新开启这种记忆之门并且在新的记忆里转化救赎的空间形式，即唤起对耶稣基督的记忆，救赎之“门”才会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民族志的深描。本章从“门”这个符号入手，分析《天路历程》中文版所显示的耶稣基督的修辞学与民族志的关系。第六章探讨土山湾天主教绘画艺术中的耶稣基督形象。土山湾艺术家群体把耶稣基督表达为一种记忆的治疗。土山湾艺术家们都是些孤儿和流离失所的人群，他们遭社会抛弃，挣扎于死亡的边缘。而在土山湾这个天主教工艺场，他们不仅延续了肉体的生命，更驱散了记忆的恐惧。在他们的笔下，基督形象被呈现为治疗性的图像，图像是一种记忆的仪式和治疗的符号。正是在土山湾绘画艺术的表达中，耶稣会和内地会传士们一直所致力的基于本土性意识之耶稣形象成为真正的本土记忆，成为本土性意识的隐喻和象征。第七章总结了耶稣基督形象这三百年间的“变形记”，阐释了变形过程中民俗文化显示在耶稣基督形象之上的多维性特质，以及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符号的植入所导致的民俗文化的意识形式的某种程度的转化。在这个复杂的充满张力的历史过程中，耶稣基督逐渐成为从明清之际到晚清期间民俗文化的一个新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