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日益增多。尽管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因其独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因素,其社区发展存在着深刻的特殊性,但这一问题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语境下,被普遍忽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经历着民族文化逐渐衰落、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瓦解、经济生活方式转变等急剧社会变迁,所以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上述社会变迁转型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以社区发展的主体——少数民族村民群体的主观意愿、生活史和价值诉求而言,究竟对社区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建构性和工具性关联,也就是社区发展的规范性目标是什么这一关于发展的实质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第一个问题的自然延伸: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该采用什么发展理念和干预方法介入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发展实践。社区发展是社会政策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导的积极发展干预政策与国内外社会组织实践的参与式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社区发展产生了持续的积极影响。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要素,边疆民族地区社区发展实践也随之推进深入。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借鉴西方社会福利政策领域的新进展,对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的研究正在兴起。在这种背景之下,结合当代中国现实,探索研究切合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社区发展的社会政策理念及其干预措施,不仅是一种学术使命,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资产建设社会政策是西方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之一。本文从文献分析出发,采用社区资产建设为分析视角,选取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城市化转型社区W村、F村、K村等为研究个案,运用实地研究的方法考察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会变迁,旨在探索研究社区资产建设和社区发展之间关系、如何运用社会政策促进社区资产建设这两个问题,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发展问题作出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讨。本文依次研究了下列问题。(一)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和社区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社区社会信任和互惠合作逐渐瓦解,地方政府面临社会信任危机,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迅速变迁,社区传统社会资本对社区公共领域形成异化,社区现代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却难以培育成长,造成社区公共性的衰落和社区公共政治的异化,社区逐渐沦为生活居住的物理空间,使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会基础面临重建的问题。(二)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区文化资本建设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社区村民知识技能具体化文化资本自发积累较为缓慢,社区村民道德价值观变迁而导致了社区失范现象,社区族群语言传承发展存在着断层危险,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社区客观化文化资本传承发展缺乏广泛参与性,社区制度化文化资本积累建设面临危机。上述社区文化资本变迁不仅导致民族文化个性的逐渐衰落而削弱了社区内源发展的文化动力,而且逐渐侵蚀损害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三)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区经济资本建设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社区家庭经济资本自发积累建设受到金融市场和经济市场的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制约而步履维艰,而社区集体经济资本积累建设和社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则受到诸多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由此对制度化经济资本建设的公共政策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四)在结论部分,本文结合实地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导型发展和参与式发展等两种边疆民族地区社区发展模式的反思,提出了本文的观点。非制度化的个体化是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其对社区社会变迁的影响极为深远,由此村民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拓展提升受到诸多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故而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发展而言,应该将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视为社区发展的规范性基础。而社区资产建设对村民实质自由产生最为重要的关联,所以运用制度化的社会政策方法消除结构性制约因素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建设,无疑是社区迈向和形成参与式发展、内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