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翻译文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媒介和示范作用。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书立卷者颇多。不少学人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积极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已有翻译研究学者探索了中国现代小说、新诗形成过程中翻译的作用,但鲜有学者论述翻译在中国现代话剧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试以多元系统理论为依据,对中国新文学前二十年(1918年~1937年)戏剧翻译的特征及其影响进行描述性研究。本论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是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佐哈尔通过客观描述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及影响,试图找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他指出翻译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将影响翻译的行为模式。当翻译文学占据系统中心地位时,它就积极参与创造革新的一级模式,打破本土文学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地位时,就套用本土文学的保守的二级模式。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将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即文学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大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引向描述性研究的道路,从而打破传统规约性研究的窠臼。同时,该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出现巨大危机,面临向现代性转型的脱胎阵痛,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翻译文学走入了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在新文化运动的狂热浪潮中,中国传统戏曲遭到严厉诟病、抨击,晚清以来的戏剧改革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戏剧革命。中国戏剧界企图彻底摆脱传统戏曲的窠臼,建立崭新的现代话剧体系。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将话剧这一西方独特的文艺类型,通过翻译热烈地引入中国,翻译的戏剧作品占据了这一时期中国戏剧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多元系统理论为描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戏剧翻译的特征及其影响提供了很好的阐释框架。本论文从多元系统的角度,重点论述1918~1937年中国戏剧翻译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话剧形成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时期,为建设中国现代话剧,中国戏剧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戏剧翻译浪潮,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将西方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戏剧介绍给国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文化转型,外敌入侵,内乱频繁,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时期的戏剧翻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新文学的主流倡导废除文言,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因此戏剧翻译也都采用白话,便于一般群众理解,从而发挥戏剧的政治宣传作用;戏剧翻译中存在大量的改编现象,即将外国戏剧中的人物、地点、情节等中国化,迎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在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的政治性因素和文学性因素中,前者占了主导地位;在对外国戏剧的接受过程中,中国戏剧家有不同的侧重点,主要吸取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的社会学意义,吸取浪漫派戏剧中的现代美学观念,以及新浪漫派(现代派)戏剧中艺术表现手法。翻译戏剧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提高了戏剧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改变了中国戏剧的传统观念并强化戏剧的现代意识;引进西方戏剧诗学,包括新的主题如个人主义和社会问题,散文体戏剧,回溯性戏剧结构,新的戏剧类型划分,新的表现手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