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本文在评估其现状、回溯其发展历程以及分析其政治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了制约其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并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对策。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集中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列举的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具体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各种专业人员。根据职业、教育、收入等客观指标和大众舆论、自我认同标准等主观指标,中产阶级在全国范围的比例是7.7%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中产阶级拥有比较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与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和权利特征比较突出。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批判的话语文化。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尚处于认同阶级的初步阶段,中产阶级成员对于自身的阶级属性具有一定的认同感,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尚未发展到行动的阶级阶段。关于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历程。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国家力量在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文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为线索,回溯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1978年至1992年是中产阶级的产生阶段,在此期间国家确认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允许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促进了老中产阶级的产生。从1992年到现在是中产阶级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立法等措施在经济领域内深化改革,国家通过重视教育、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等方式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新中产阶级在此期间迅速发展。整体来看。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公民权利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老中产阶级逐步向新中产阶级过渡,新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的受重视程度得到提高。关于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政治意义。本文从功利主义、“可行能力”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对于社会公平的意义,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幸福的总量照顾到大多数人,而且可以提升幸福的质量,这符合功利主义理论所阐释的公平观念。依据塞缪尔·P·亨廷顿关于政治稳定的理论,本文认为在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制度化给政治稳定带来的加强效果超过了政治参与的增长所带来的反向效果,在中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稳定的程度有所增强。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载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大的利益会推进民主发展,高素质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够对大众参与民主政治起着示范作用,理性的中产阶级可以缓解大众与政府的冲突进而实现温和民主。关于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制约因素。制约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包括各类产权制度不清晰、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以及中产阶级过度依赖政府等几个方面。政治因素包括当下市民社会的成长滞后、强势的政治模式予以限制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等方面。社会因素包括教育发展不均衡、社会流动机制匮乏以及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等方面。在制约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几个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因素,经济指标是界定中产阶级的重要客观指标,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到中产阶级规模；政治因素是核心因素,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与国家政治态度密切相关,政治因素决定中产阶级是否能够存在或继续发展;社会因素是保障性因素,大众教育、人口流动、社会保障等因素可以对中产阶级进行一定的保障,促进中产阶级从客观阶级走向行动的阶级。为了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此外,政府还必须大力培育市民社会并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只有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几个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和均衡的进步,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才会有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