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文学滥觞于《诗经》,后代的诗、散文、赋等体裁中均有创作。至六朝时期,动物赋创作达到了繁盛,留存作品有150篇左右,而其中魏晋动物赋就有110多篇,且多名家名作,是六朝动物赋创作的高潮期。魏晋动物赋在题材内容、咏物模式、艺术手法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以史为纲,追溯动物赋创作的源头、萌芽,至魏晋时期繁盛的缘由。再梳理从建安、三国到两晋动物赋发展的脉络与时代特征,最终探究魏晋动物赋创作的总体艺术规律及其地位与价值。本文拟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对动物赋进行溯源。动物赋创作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文学,《诗经》首开动物文学先河:在题材范围、言志传统、比兴手法等方面为后世奠定基础;《楚辞》则以幻化的动物形象、强化的比兴手法、浓烈的抒情特征引领后世动物赋的抒情、想象特征;荀子《蚕赋》可谓第一篇动物赋;先秦寓言中的动物描写也以其情节化、拟人化、民俗化影响了后世动物赋的创作。两汉动物赋则是动物赋创作的开端,在题材内容、物我关系、咏物模式等方面为魏晋动物赋的创作开拓了广阔的表现空间。第二部分,论述魏晋动物赋的创作概况及其兴盛因由。魏晋动物赋无论从数量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动物赋创作的繁盛。这既与儒学衰微、玄学兴起的时代思想背景密切相关,又是赋文学发展的必然:赋体本身具有的铺排描绘特征、游戏娱乐功能,使动物赋创作达到繁荣。第三部分,论述建安动物赋的艺术特色。建安动物赋在继承两汉传统的基础上,做出了很大开拓。题材方面:鸟类赋大量出现,具有殊质、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动物经常被吟咏,同题共作现象突出;表现内容方面:建安动物赋多是“兴志而赋”,重个体意识的表达,物我关系浑融;艺术上:建安动物赋在语言、修辞、结构方面体现出华美的追求。建安动物赋的代表作家是曹植,其赋作以飘逸脱俗的选材、以情纬文的言志、故事情节的重视、辞采华茂的语言,在当时独领风骚。第四部分,论述对三国动物赋的艺术特色。三国动物赋数量较少,处于建安到两晋动物赋的过渡时期,但也有其独特性。在三国中,魏代动物赋成就最高:题材上,对兽类赋、虫类赋都有开拓;言志方面,则出现了祥瑞颂圣、隐喻讽世和纯咏物的作品;在艺术上开启了两晋“写物图貌”的新趋向。蜀、吴动物赋仅存三篇,题材、体式、意旨都明显受到荀子《赋蚕》的影响。第五部分,论述两晋动物赋的艺术特色。两晋动物赋是魏晋动物赋创作的高峰期。题材上,既开拓出许多新的题材对象,又对传统题材有新的拓展;言志则表现出儒道兼有的多元特征;而写物图貌、重“物”疏“我”是其咏物的新趋向;对“美丽之文”的追求,对动物赋创作观念的有益探索,则显示其艺术上的发展与自觉。两晋动物赋作家中,傅咸成就较高,个性也显得殊异:他的赋作题材新鲜;内容上融入儒家审美、思想传统;重“我”疏“物”的咏物模式也异于时人。总体观之,魏晋动物赋有以下特征:题材上,鸟类赋和虫类赋较多,而鹦鹉、蝉、马和龟又是四种最常被写到的动物,这样的取材特征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咏物的模式上,魏晋动物赋体物渐趋细致,言志则渐趋复杂:既有明德载道,也有个人情致的抒发;在动物与书写者间的“物”“我”关系上,疏离和融合的变化常受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魏晋动物赋,虽只是赋中小类,但集前代动物文学之大成,映现出了时代政治文化变迁。同时承载着文人复杂情志与才思,体现出了咏物手法、赋体艺术之发展,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成就,为后代动物文学提供可资效仿、借鉴的范例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