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是文学革命这场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literature”这个概念开始传入中国。很多人都在翻译和介绍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传入，为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核心的知识基础。文学革命发生后，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翻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对新文学的身份具有不同的想象，对创造新文学的方案具有不同的规划，20年代初的新文学家们对翻译的地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把翻译作为创作的“模范”，有的则认为翻译只是“媒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　　 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就是语言变革。而自晚清以来，在启蒙者那里，同样出现了语言变革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的标准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是，翻译领域内也出现了语言变革的要求。最终，文学、启蒙与翻译这三项事业最终合流了。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的思想，便有“欧化”方案的提出和实验。　　 在晚清以来的启蒙思潮中，都存在着一种对新的历史主体的期待。启蒙者渴望更新中国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人”。因此，出现了“新民”、“立人”这样的要求。五四作家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展开的。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这一口号，与他对优生学的译介有密切关系。“人的文学”深刻地阐释了人性的构成，注重个性的张扬，同时又提倡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关怀。“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新文学家的广泛认可，随后义被具体化为“为人生的文学”，并落实在了文学创作中。　　 每一种翻译行为背后，都有一种关于翻译的理念。而这一种理念，从根本上说，都必然涉及到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如何将另一种语言中的文学有效地转化成本民族的语言，始终是每个译者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突破已有的文体样式的要求。中国现代的新诗、散文诗、散文、短篇小说、戏剧等等文体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都与翻译中的这些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