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花园口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实现了一定的军事目的,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掩护国民政府军主力西撤：达成了相应的战术意图,隔黄泛与敌对峙,滞后日据经济、破坏以战养战,屏障西北、持久抗战。然而黄河泛滥造成的后果比战争破坏还要惨重,既有村庄淹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巨大的即时性损害,又有难民逃亡、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衰退等继发性社会灾难。国民政府针对黄河水灾施行了一系列措施,既包含中国传统救灾模式,又具有现代救灾理念,更兼具战争特性。战时黄河决口的政府应对,一定程度地缓解了黄河水灾的危害,然缘于战争的长期性,其军事作用较为显著,于民生方面其功效还为有限。国民政府的黄灾善救措施,除中央政府主导的救灾事务外,最直接、具体的执行机构是省、县级政府,地方政府实施善救措施的好坏,直接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影响政府救灾的功效。战时黄河决口所造成的灾难与政府作为形成两难景象,抗战与救灾使国民政府更趋于军事考量,但厄于时局,黄河决口堵塞未能实现。然而国民政府却为堵口做了诸多准备,为日后黄河工程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缘于水灾惨重,各阶层呼吁堵口,水利界针对堵口进行了技术性研讨并达成共识,将堵口视为战后治理黄河的首要工作。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主要及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二战的胜利,中国的复员建设成为世界复兴运动的重要部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文简称“联总”)作为世界性善救组织,对战后中国复兴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事关粮食供应的战后黄河恢复工程即为典型一例,“联总”既主导参与黄河工程,又协调水利政治化歧议,国际社会亦以水利工程管窥中国政治形势的微妙。美国工程师塔德堪为战后黄河工程的灵魂人物,是“联总”与国民政府开展黄河堵复工程的纽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黄河决口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视为战后急需解决的复员建设问题。战后黄河堵复工程既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也是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稳定江淮秩序的前提,为此国民政府不仅做各项堵口准备,还为争取国际援助拟定完整的善后救济计划,更是在黄河堵口中全力以赴。政府成立专门堵复机构负工程职责,最高水利机构直接督导黄河工程,政府最大的善救组织调配物资工粮,同时其他相关机构奉命配合工程建设,并且在资金、设备器材等方面倾斜黄河工程。国民政府在战后黄河工程中,起到工程指挥调度、水利技术管理、资金支持、材料分配等重要作用。为抗战做出牺牲的黄泛区人民,对于黄河堵口的期盼是极为迫切的,地处黄泛中心的河南泛区,以地方政府为指导,广泛参与黄河工程,不仅提供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还供应水利工程材料,既救济了难民,又完成了黄河工程,地方社会起到了提供劳动力及工程材料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国家、地方等三方力量呈鼎足之势,融合于战后黄河工程之中,为黄河问题的成功解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微妙,黄河问题关联中共政权利益,故而水利问题逐渐政治化,国共双方及联合国善救组织呈三方谈判态势,多次磨合协商获致协议,最终合作完成了战后黄河工程,从而为复兴豫皖苏泛区经济奠定基础。战时黄河决口肇始,至战后黄河工程结束,无论是黄河决口泛滥的洪流滔天,还是黄河堵口工程的惊险有余,甚或多方谈判的无形硝烟,都可谓惊涛骇浪,让人深思。研究黄河堵决口这个完整历史事件,可从战时黄河决口政府应对问题,得以管窥战争状态下政府救灾体制,即如何融合民生与国防的两面问题；从“联总”、政府、地方社会共同参与黄河工程,三方良性互动解决黄河决口这个战争遗留问题：战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亦折射于黄河工程之中,使得水利问题政治化,但最终国共、“联总”三方合作完成黄河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