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秘密日益成为企业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企业要加强商业秘密保护,2020年1月中美签订的《经济贸易协议》中商业秘密相关条款也占据着首要位置。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专门制定更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意在加强本国与区域内的商业秘密保护。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来自于“秘密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维持秘密性又必须采取合理保密措施才能实现。商业秘密持有人只有采取合理方式保密,才能在侵权发生后获得法律救济,但何为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保密措施一直没有得以明晰,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又给保密措施的认定带来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商业秘密保密措施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司法案例,研究并借鉴美国和欧盟保密措施司法认定的原则及考量因素,认为完善我国保密措施的认定可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司法解释应重新定义保密措施可识别程度考量因素,明确并类型化数字技术保密措施。其次,保密措施司法认定中,法院应统一审理逻辑,涉及高度专业领域或技术时,可引入行业专家认定意见。最后,涉及云服务技术的保密措施认定,应聚焦于商业秘密持有人的保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