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相对性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共通的合同法基础理论。然而，近现代以来，该理论被多处突破、遇到诸多挑战，在对该理论的指责中，认为其缺乏对第三人的调整与关照的指摘最切中要害。在今时今地，如何重新评价合同相对性理论?其价值何在?是否仍要在理论上做为一个合同法基本原理去坚持?如果坚持，又如何协调该理论与第三人调整之间的关系?以上问题，均有重大理论及实践价值。本文认为，合同相对性理论仍为合同制度与合同权利的质的规定性，我们应当肯定其在合同法理论中的支配性地位。然而，一旦确定合同的相对性理论，第三人关系的调整问题必然突显出来。法律把生活关系的主要方面抽象为法律关系，必然会将次要方面予以舍弃，随着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深入，法律关系发生扩张，法律关系的效力及于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由此便会产生各种第三人制度。我们在肯定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基础上，应当对该原理的消极方面进行补救，也即对第三人要进行积极妥当的调整，具体方法则是承认债的效力的扩张。债的效力的扩张的主要表现，有涉他合同、债的保全、第三人侵害债权和附保护第三人的合同四种。笔者认为，在我国业已承认的涉他合同和债的保全制度中，均有应当完善之处。而在我国尚未承认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及附保护第三人的合同制度中，前者有积极意义及操作可能，应当吸纳；而后者在我国法制背景及法律体系中并无实质意义，不应采用。